西农故事【上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是一所有具有85年历史的农业名校。学校于1934年创立于陕西关中张家岗，谓“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随着学校不断发展壮大，校名经历过“西北农学院”、“西北农业大学”两个阶段，1999年，经过院校合并组建，成为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大大小小鲜为人知的事件。作者就读于本校，毕业后留校工作，退休后仍在学校生活，从入校至今，与西农结缘已有70年。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往事多之又多，经认真回忆并反复求证，经过筛选，去伪存真，编辑出故事集，奉献给各位读者。对各位同龄老同志、老朋友、老学长来说，是共享回忆往事；对后者，年轻一代，则能使他们更了解西农历史，熟悉西农，以激励他们更加热爱西农，热爱农业，热爱这片黄土地。

原水建学院退休教授杨松甫

2020年8月25日

西农故事（上卷）目录

一、西农三号教学楼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陇海铁路与西农结缘

三、爱才不爱财的老院长——辛树帜先生

四、礼贤下士、鞠躬尽瘁于一身的康迪院长

五、从先贤窑、神仙洞到院士窑

六、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000000

七、中苏结盟与突击俄语学习

八、请老爷下轿观镜

九、学士帽的风波——学士、硕士、博士断层

十、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与西农

十一、西农曾有条青年街

十二、西农七号房与教授灶

十三、杨凌邮政与西农

十四、西农最早的招商引资

十五、西农也有个五台山

十六、张家岗小学与西农地下党

十七、西农有个马棚

十八、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十九、1957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纪实

二十、西农的土台子

二十一、美食在西农

二十二、西农的三次火灾

二十三、1971年赴陕南教学点选址记

二十四、西农的公墓

二十五、在三号教学楼顶嘹望哨

二十六、陕西工业大学水利系与西北农学院合併始末

二十七、商县二龙山水库与西农

二十八、水工厅的故事

三十、“三起两落”的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一、西农三号教学楼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省武功县偏僻农村张家岗（现杨凌农业综合示范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七层高楼，它是当时陕西的最至高点，号称“西北第一高楼”。它于1934年4月10日奠基始建，到1936年落成，直到1953年西安人民大厦大楼建成前，一直雄居西北第一高楼之首。因此，2008年9月1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示，将此楼定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于大楼门前的右侧。于此石碑的旁边，还有一块石碑，书写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缘由主要有：

（一）、抗战时期在此楼召开一次对日抗战军事会议

1938年，在我国对日抗战的紧要关头，艰难的全面抗战进入到第二年，即1938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这里的三号楼召开过一次军事秘密会议，由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主持，分析检讨对日作战以来的缺点和如何改进的问题。听取各部队的抗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如何实施全面对日作战的策略。既鼓舞士气，又提高了抗战的信心，我们抗战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蒋介石曾评价此次会议，其收效不亚于“南岳会议”（见注）。特别是在此会议的前后，日本飞机三次对此楼进行狂轰滥炸。该楼的多间教室被砸毁炸毁，墙上皆有弹痕，记录着民族的耻辱，每当走到这座楼前，看弹痕时，不由激起民族的仇恨。

（二）、宣传抗日及收听来自延安“新华社”广播的声音

在该楼的三层西北角，有一个小礼堂，过去学生集会和文艺演出，都是在此礼堂举行。礼堂布置有近300个座位，如果加上站立者，可容纳400余人。不要小看这个小礼堂，他不仅在这里举行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学生毕业典礼和学校的各种集会活动。抗战期间，师生们在这里演出各种题材的戏剧，歌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松花江上”及大型歌唱会，演出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以鼓舞抗战士气，英勇杀敌。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宣传解放的胜利消息和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1947年冬季起，西农地下党开始秘密组织师生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也是在这个礼堂里，最初是利用学生自治会（即现在学生会）的收音机，在收听文艺节目中逐渐转向收听新华社广播，这一活动极大地吸引了进步学生。开始是秘密的收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随后逐渐形成每晚定时在此收听，甚至公开收听。听众愈来愈多，挤满整个小礼堂，当然，不时的总会受到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骚扰和破坏，但是仍然挡不住人们的热爱革命的热情，殷切希望看到曙光的到来，所以有时也好像捉迷藏一样。

注：南岳军事会议是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省南岳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判断当时战争的形式，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战略部署。

二、陇海铁路与西农结缘

（一）陇海铁路因西农改线

西北农业大学前身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该校创建于1934年，由陕西三原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提议创立。在学校十周年校庆时，曾任学校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玉堂先生（陕西省三原县人，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靖国军司令部外交处处长、青海省民政厅厅长等职）介绍学校筹备期间的前后往事。王先生说，在学校校址选定之后，正是陇海铁路西安到兰州段选线筹建开工之时。线路原规划是从西安沿西兰公路南大路沿线，即由西安出发，向西北方向跨越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进入甘肃省的华亭、平凉，直达兰州。上面提到的武功即现在的武功镇，解放前是武功县的县城。该地区距学校15华里。按这条路线，对于学校的师生来说，来往于郑州、西安及全国各地，甚不方便，学校便与铁路部门协商。经过多次协商并报地方主管部门同意后，铁道部门采纳了学校的建议，改线为沿渭河而上，经现在的武功县城（普集镇车站）后，在距学校大门南面二华里的二道塬上设武功火车站，然后经蔡家坡、宝鸡到天水、兰州。从此，学校所在的张家岗和新设的武功车站，这两个名字在教育界和科技界，便逐渐在中国和世界日益传播，威名远扬。线路的改线要多修两座大桥，且要穿过宝鸡峡峡口，沿线山势陡峭地质结构复杂，山高谷深有断层、流沙层，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但是铁路部门为支持教育事业，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线（当然也考虑有其他因素，例如发展宝鸡这个城市等）。

（二）陇海铁路极大地支持发展了西北高等教育事业

这条线路修成是在1936年12月，而此时，也正巧是学校三号教学大楼竣工建成之时。学校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正式交付使用，开始招生。铁路通车之后，大大方便了全国各地师生来往于学校与西安和其他各地。学校建立以后，全国各地的不少精英人才纷纷聚集于武功，学农兴农。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中原变为敌占区。大批海内外精英更是齐聚祖国的西南、西北，很多知名教授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教书育人、推广农业技术。虽说在此处设的仅为三等小站，但为了支持教育事业，无论是解放前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个时期，铁路部门总是会安排一趟或两趟以上的列车，向东可至上海、南京，向北可至北京、天津及东北，向西可至兰州、乌鲁木齐，向南可至武汉、成都、重庆等。高铁通车后，大量高铁在杨凌（武功火车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名为杨陵镇火车站，九十年代中期再次改名为杨凌车站）停靠，人们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三）铁路部门给予的特殊照顾

陇海铁路西安到宝鸡段竣工通车之时。正是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侵略的魔爪步步深入中原。沿海、京津、中原地区的学生为了不受凌辱，同时为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顾路途遥远艰险，千里迢迢来到大后方求学，求知识，为抗战救国尽力。他们都是身无分文，来到这里，靠助学金和劳动助学维持生计。铁路部门体谅这些贫苦学生，所以对于西北农专的学生往返西安、宝鸡，无论进站、出站或者是在车上查票，只要看到有带有西农校徽，对学生和教工一律放行，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约定的特殊照顾。还有西北农专的校级领导。凡去西安和外地出差、开会，武功车站会安排车站从“人等车”变为“车等人”。就是说西农的领导外出出差，先给车站打招呼，校领导要到外地出差，乘坐火车，车快到车站时告知学校校领导来站乘车。据说，有一次车已经到了车站，领导还没有下来，车站上负责调度的同志打电话询问，回答说，领导还在洗漱、修胡须，让再等片刻。这虽然无以考证是否真实，但是在校内多次听到了这个说法。从这也能看出四十年代那时的火车和现在真是截然不同，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以上两个事例，看出西农在当时的地位之高。更显得西农与铁路部门结缘之深。

三、爱才不爱财的老院长——辛树帜先生

在我校北校区三号教学楼前的花坛中，于建校80周年时立了两尊铜像。其右侧（东边）是我校力主创建者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另一侧（西边）的那一尊铜像就是我们的老院长辛树帜先生。他一生献于西北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了西北地区两所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西北农专的15人筹备委员之一，他是继于右任先生之后的第二任西北农专的校长（于右任先生实未到任，所以辛老先生就是实际的第一任校长）。

辛老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农史学家、生物学家，他早年国外留学，回国后先后出任广东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1936年来到西北出任西北农专（即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校长。1946年又参与创办兰州大学出任校长，并担任了西农的两任校长，从此扎根西北，献身西北科技事业于一生。

他不畏艰难困苦，从鱼米之乡的江南来到穷乡僻壤、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办学校，开创新局面绝非易事，尤其是办大学，而且要创办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招揽到人才，能否聘请到一批专家教授。西农处于陕西关中农村，与沿海、中原、平津地区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但他抱着求才若渴的毅力，凭借着自己的真诚热情和坦荡民主的作风，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有很多都是在海外留学、具有很高造诣的教授，例如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近代水利大师李仪祉，水利泥沙专家沙玉清、化学家虞宏正、园艺专家湛克终、吴耕民及涂治、沈学年、王绶、王志鸿等专家、学者，主要得益于他珍惜人才、知人善任，对专家学者崇敬备至的无比关怀，将好的居住宿舍首先让给他们，给予最好、最优秀的生活待遇。辛老特别善于广交朋友，经常到学者家中促膝谈心。辛老经常说这句话，“人才是事业，只要你诚心相待、充分信任，就不怕没有人才”。

辛老爱才却不爱财，这财就是金钱的财。辛院长对自己的工资一概不管不问，交由学校财务部门的会计管理。据一位管财务的老职工王文灿先生说，一次学生食堂断煤无法生火做饭，将要断炊。他得知后，即立即指示会计让用他的工资给学生食堂买几吨煤供其使用。还有一位学生因为家庭经济生活困难，提出要退学。老先生听到后说，“哪有因为没有钱就不上学读书的道理？用我的工资支付这位困难学生使用”。此类的事情当时在学校不知有多少回，每当有学生生活困难，是辛院长批个条子让去找会计，让用他的工资支付，常常有时不到月底发工资时，辛老的工资已经支付完了，会计不得不给辛院长说，这月你的工资支付贫苦学生已经用完，请您不要再批条子了。辛院长爱人才又不爱钱财的崇高品德一直在校园里一代一代地传颂，传为佳话。在1957年的国家最高国务会议上。辛老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高度赞扬，“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四、礼贤下士、鞠躬尽瘁于一身的康迪院长

康迪院长是1949年西农解放后，以第二军代表身份来西农接管学校后任职的。他先后两次在学校任职，曾任教务长、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还兼任过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院长，谋划筹建成立武功农业科研中心。一生奉献于西农和杨凌农业科学事业，对西农和杨凌的农业科技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既是一位品学兼优的科技工作者、专家教授，又是一位大胆创新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和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振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放弃大城市的优越教学科研条件，怀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抗日热忱，不畏艰险，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解放后，他扎根西北，心系西农、杨凌，禅精竭虑在西农、杨凌工作了近三十年，鞠躬尽瘁，以至于病殁在院长任上，为了一生挚爱的科技教育事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医疗事业。这种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革命精神、崇高的道德风范为世人所仰、可敬可佩。

广交朋友，用大爱之心换取人心，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领导。要办好学校，首先必须广揽人才，而要想广揽人才用大爱之心换取人心，必须广交朋友，，康迪院长自任西农的领导（教务长到院长代理党委书记）以来，时刻没有间断为广揽人才费尽心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实行计划经济，各类科技人才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康迪院长为办好和创建一流学校，和辛树帜院长一起，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招聘来了近30位名师，如石声汉、孙华、仇元、禹翰、蒋咏秋等名流专家教授，他们有些都是二次回到西农任职的。仅水利系从1950年以后，就招来了沙玉清、蒋咏秋、魏泽、吕振洋、俞世煜等5位教授。为了使来者安心、舒心，他总是尽其所能给予优先提升工资，安排住房，在教学科研方面创造条件。例如1955年沙玉清教授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二次回西北农学院任教。来后，康迪即将沙玉清先生的工资提升一级，特批其在家中办公。更根据沙先生的特长，经与西北水科所协商，安排沙玉清先生兼任西北水科所所长，又特别为他家安装了电话，这在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在教授家中安装电话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与西北水科所协商，沙玉清每次去水科所工作都用专车接送。

二是广交朋友，用大爱之行换得人心。1959年夏天，康迪院长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陕西省高校校（院）长、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从交大校园到现今的西安理工大学东部家属区，步行去挨家挨户走访曾在我校水利系任教而后调至西安交大的已两年多的40多位教师（老中青教师），询问他们在西安的工作生活情况，感人至深，实令人敬佩，临别时，许多老师都依依不舍送别老院长。康院长第二次回西农任职时，虽已年老体弱多病，但为了把握机遇，使西农尽早尽快地恢复元气，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尽早追回来，使最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学校正常的办学秩序，作了大量的工作。文革期间，因为许多老教师受到了不明不白的冤屈，有不愿意继续在西农工作，要求调离的想法，康院长不辞劳苦，他白天工作开会，夜里走访老教授和老职工家，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及时解决。诚恳的态度，体贴入微的关怀，使很多有困难的老教授深受感动，消除了怨气，想走的不走了，又重新投入工作，而且也干得起劲，不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出了新的成绩。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是康院长夫人张慰老师对康院长高尚品德情操最真实的评价。他不仅生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社会，贡献给杨凌西农，而且更令人感怀不已的的是，卧病在床期间，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曾再三嘱告自己的亲属，在他去世以后，要把自己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交给西安医学院供教学研究使用。康院长的这种崇高意愿，这种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震动了教育界和科学界，一致盛赞康迪院长的春蚕精神，光照青史。

五、从先贤窑、神仙洞到院士窑

窑洞是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黄土高原土层厚且密实，于是人们创造性利用这一优势开挖窑洞居住。建造窑洞既不需要木材水泥，而且居住冬暖夏凉，被称之为“绿色建筑”。

西农在开办之初，学校的教学楼、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尚未建成，筹备期间，为接待各路来客，特别是那些曾为筹建该校而奔走呼吁的先贤之辈，便在学校大门外的东西两侧借地势修建了两个院子，开挖了数个窑洞群，分别称为东南窑和西南窑。在院子中间修建了水泥花坛，在西边的那个院子还修建了个小亭子。虽说是窑洞，但很清静雅致，非常适适应于文人雅士居住。

说起这两院的窑洞，确也很不简单。当年于右任老前辈就居住于西南窑，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前辈就曾居住于东南窑，所以人们又习惯称为“于窑”和“戴窑”，也总称为先贤窑和先贤洞。

后来，学校内修建了招待所，这两处院子便分别作为育苗花木苗圃和职工宿舍，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后来由于学校陆续修建成职工宿舍，职工们慢慢搬出此窑，曾经有一段时间，多个窑洞便闲置下来。

到了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国家省地县级7000人干部大会。总结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让各级干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此会议召开后，下级党委也都仿照召开相关会议，西农党委也不例外，也召开了处级以上党员开会。因为是党的会议，属于秘密会议，不面对群众，于是学校党委就选择在已闲置多年不用的东南窑作为会议地点，这样比较隐秘，也便于大家大胆发言，各抒己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有革命群众揭发说这是一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为右倾三反分子翻案的会议，是一个大毒草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凡是当时发言的、活跃的都是三反分子，都是牛鬼蛇神，便给这些人胸前挂黑牌，对其进行批斗，故又将此窑称为“神仙洞”。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随后文革结束。大学恢复高考招生，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又来了，科学家又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教学科研的工作中去，把失去的宝贵时光夺回来，为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都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学校植保系几位老师发现土窑洞冬暖夏凉可以利用（这些窑洞，不论是在学校初办时期作为招待来客时的临时招待所，还是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极备战备荒时期作为防空洞，窑洞有出口且通风通气良好），加之当时缺少科研经费，于是他们因陋就简将窑洞进行维修改造，建成为土制的低温实验室，在窑洞外又修建了常温实验室，相互配合呼应，开展“小麦品种抗条锈病性丧失原因及控制”研究，取得了可喜科学成果。1997年李振岐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后，他的学生康振生教授不负老师李院士临终时的重托，继续在这个土窑洞里，运用更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不断进取，采用“铲、遮、喷”三字方法，研究小麦条锈病的防控关键技术，在陕西、甘肃等地进行示范推广，也取得了重要科技成果，并在2007年12月27日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此这个窑洞出了两个院士，成为佳话，于是人们就将此窑洞称之为院士窑，这就是所谓的先贤窑、神仙窑、院士窑的由来。

六、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

标题这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得知我校教授培育成功“碧蚂1号”小麦新品种，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取得非常高效益后说的一句赞扬话，这位教授就是西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洪璋教授。

农业大学的根是土地，农村是农业大学师生的用武之地，农民是农业大学的支撑者，这就是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立校时，学校的开创者先贤们创办的初衷。我校三号教学楼奠基碑上刻写的“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为坚”，也正是这个意思。

在西农，无论各级领导、教师、学生都深知这个道理，保持和农民的亲切关系，凡是有新技术、新品种就必须及时地向农民推广，还要手把手的将技术传授给农民，几十年如一日。现在要说的是“碧蚂1号”小麦新品种的事儿，该品种经过研究者赵洪璋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反复试验，培育成功的一种具有品优高产的新品种。他培育成功之时，适逢西农解放，上级派来了新的领导（军管会代表），发现了这个新事物。为了能使其尽快尽早发挥效益。就组织高年级学生将这个新品种“碧蚂1号”用小布袋装上，到农村一袋一袋地送到农民手里，并手把手地教给他们种植方法，一年以后，小麦成倍增长，而且其品质优于当地的老品种，大大提高了农民使用新品种的积极性，很快就在陕西，后又在长江以北地区的黄淮河流域大面积推广种植。中央政府得知重要新闻，也就很快传到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获得此消息后非常高兴，称赞说，“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应该对培育研究这个的同志给他个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为表彰奖励他的丰功伟绩和科学情怀，1950年授予赵洪璋教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5年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全部委员产生，他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当时他才37岁。就论他的才学和贡献，那是绝对合格的，更符合不拘一格选拔德才兼备人才的标准。他默默无闻地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精心钻研科学的大无畏学者作风人所共知。他是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更是一位小麦育种界的科学巨匠，他先后主持育成并推广了“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和“西农881”等为代表的四批优良品种，成为农业科教战线上的一代宗师，而农民又总是亲切地称赞他为“赵劳模”。他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一位家喻户晓的农业科学家、农民亲密的朋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七、中苏结盟与突击俄语学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的三大外交政策之一就是一边倒的与苏联结盟，这既是国际形势的必须，也是国内建设和国防的需要。集孙中山先生40年的经验和我党28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帝国主义靠不住，尤其是美国，它是积极支持国民党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所以只有倒向苏联。同时苏联也需要我们，自世界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是美苏冷战正酣之时，需要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作为它亚洲的桥头堡，以保证它在远东世界的安全，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他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对英美等冷战、对峙的优势，急需要与中国友好结盟。

而我们新中国刚刚建立，为了避免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特别是革命胜利后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既缺乏建设资金，更缺少先进的管理和建设经验的干部，极度落后的文化教育事业，还有海军空军装备落后的国防实力，都使得新政权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不使在国际上孤立，维护新政权的安全，并能在激烈对峙的国际格局中站稳脚跟，我们和苏联结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我们和苏联结盟是建立在同盟与互助的基础上的联盟。1950年2月14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45年8月14号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原则性的区别。国民政府的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英美三国背着中国政府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有明显不平等，是要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严重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新中国的条约经过我们的据理力争，我们做了一些让步，但总的来说是平等互惠，从条约名称上，新条约加有“互助”两字，就是一旦一方受到敌国的侵略，另一方应该给予军力或其它援助。而我们目前的现实更需要的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国防建设的援助，例如派专家帮助我们培养技术人才和帮助建设一批现代化工厂等。

我国在解放前的高等学校的教授专家受西方教育居多，英语是专长，熟悉俄语者少。现在要跟苏联结盟，苏联要派教授、专家、技术人员来支援我们，我们的高等学校必须以苏联模式培养学生以适应之需求，所以学习俄语是当务之急。于是在1952年寒假，中央决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在校教师（讲师以上）突击学习俄语。学校安排都集中在学校三号教学楼教室，采取封闭式突击学习，吃住在一起，由家属配合后勤，专门送饭到教室课堂。从早晨到晚上，学习基本语法和背俄语单词，多数教师都有外语英语基础，加之都努力，故其效果非常显著，一个学期（约30天左右）后，很多教师都能比较顺利阅读苏联版本教材。并且能粗译苏联教材的主要章节，编印成讲义给学生讲课。从1953年春季开学后，多数课程都开始使用苏联教材教学学习模式，直到1960年。我当时正读二年级下学期，其专业课就开始学习苏联的教学内容。

八、请老爷下轿观镜

我入学后的第二学期学习测量课时，用水平仪测量地形、高差，高年级的学长们和我半开玩笑地说：“请老爷下轿观镜”。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仔细追查，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西农水利系有一位老教授，当年已经64岁，是最早学习水利工程的大学生，他在给学生上课时讲述他年轻时的经历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清末民国初年上大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凤毛麟角，能掌握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更是少之又少。就拿现在看来最普通的测量地形的测量仪器，在当时都是非常宝贵的稀缺之物，我国不会制造，都是从国外进口，能使用、掌握这门技术的人员也很少，不经过专门培训和训练，不会用也不准他使用，故那时修水利、修土木工程、勘测矿山，每次要测量地形时，每到一个测量点，测工将仪器摆放好后，这时才请老爷下轿，调整仪器和测量数据。“请老爷下轿观镜”是两层意思，一是人才珍贵，把能够掌握使用这种技术的技术人员当宝贝表示尊重，有敬意之心，二是使用这种测量仪器一般要经过安装、调正，一般测工掌握不住，怕搞坏宝贝，对使用仪器，特别重视，非专业技术人员不能随便使用。

这位老先生除上述外，还有更传奇之事。其一，是他智慧很高，而且数学基础又特好，在他课堂随时能将六位数乘六位数以上的结果口算出来写在黑板上。不须笔算，这是我亲耳聆听老师授课时亲眼所见，可见其功能之高；其二，1952年寒假，他突击俄语学习时仍不减当年。由于他本身的英语基础好，虽然当时年已64岁，但是学习俄语特别快，每天能记20多个俄语单词，一个多月突击学习下来，就能翻译俄语教材的一些章节，并及时编印成讲义供学生使用，我当年学习《灌溉工程》课时就曾使用该讲义并聆听老师的授课，至今仍记忆很深。除上述之外，还有更稀奇的传说（是听到的，没有亲身经历），老师有一个爱好，打麻将的牌友是固定的四位，每次休闲时他们就在约在一起玩麻将，他们打麻将时总在牌桌的中间吊一个竹篮，每位打出的牌就都放在竹篮子中，但是都能算出对方的牌。（从不作假，而且是绝活，这事儿真假且不去追究，只就这一点说明老师的智商之高）。今天，这位先生已经作故50年了（1970年去世）。作为他的学生，我会永远怀念这位教育我成长的先师。

九、学士帽的风波——学士、硕士、博士断层

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时，大学生、研究生都要穿上学士服、研究生服，戴上学士帽、研究生帽在学校礼堂参加毕业典礼盛会，聆听校长、导师的临别赠言。会后的几天里，这些毕业生们都会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地在校最有标志的地方照相留念，有的还穿上服装打上领带，戴上学位帽照几张半身像，离校后随时拿出来看看，回味无穷，半身照还可以拿来送给亲朋好友展示一番，以显风采，多么神情自豪呀！

学士帽是源自修道院的学者和神职人员的无边帽，此无边帽又源自犹太人的无边小圆帽。在公元二世纪塔木德时期，犹太人仿效古代祭祀，头戴帽子，提醒自己要谦虚虔诚，要记得头顶上还有上帝存在，因此，无边帽都是在提醒人要谦逊，之后演变成方形帽，四角代表世界的四极，象征全世界的知识。

十三世纪初叶，法国巴黎大学首创学位制度，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等级，设计不同颜色的饰边，代表不同学科专业。其后，西方其他国家英国美国等也都相继实行学位制。

我国在民国时期，引进西方学位制，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5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仿效西方英美等国的学位制，制定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案，但未能全部实施。从1935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间，只授过学士和为数不多的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1957年、1961-1964年及1965年，曾先后三次实行学位制度，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一制度没有坚持下来。

1950年以前，我国大学生毕业都要戴学位帽，穿上学位服，打上领带，照个半身像以作留念。但是到1951年时，也是因为左的影响，当时学校突然提出戴学位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废除掉，得到了追求进步学生的坚决拥护。但是有一部分学生思想保守，对此坚持不同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学校通过黑板报形式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思想进步的学生认为，现在新社会应该有新风貌，戴上那个帽子就是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的陈旧陋习。而比较保守的学生则认为这是一种象征，能够激励人们攀登科学高峰，是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的纽带。也是选拔和使用人才、带给学术方面的依据，有什么不好的？当然辩论结果还是取消了。带学位帽，虽说如前述在1955年到1965年间，也曾三次实行过很短时间的学位制，但是并没有立法，那段时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再没有带过学位帽的照片。戴学位帽等都已销声匿迹，没有带过，直到1980年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从1981年1月1日起。实行学位制度，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学位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行学位制，从世界上实行学位国家的实践证明，实行这个制度能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为选拔和使用人才提供学术方面的依据，还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可以激励人们攀登科学高峰。恢复实施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大大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更使我国的科学事业蒸蒸日上，向世界高峰迈进了一大步。作为科技赶超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我们逐步具备了一定的高端技术研发能力，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突破了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相对于我国，科技分工定位已经从被动自主创新到主动自主创新。在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大型商用飞机的领域制造，总之一句话，我们成功了。

十、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与西农

1956年7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发言中介绍，一个反革命大骗子李某某的活动史。这个骗子从1951年起至1955年四年间跑了十多个城市骗人，骗过了十二个重要政府军事机关和事业单位，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在我国国家机关内窃取要职，冒充战斗英雄骗取荣誉，到处招摇撞骗，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他说，这对我们机关某些人来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应该写成一部剧本公演以示教训。

据此，我国著名作家、剧作家老舍先生写出了话剧“西望长安”，演出后轰动全国。该剧就是以这个大骗子的真实故事进行创作。说起来，因为这个骗子原籍陕西，还与西农有一点关联，故取名西望长安。老舍先生为了编写这个剧本，1956年还专专程来陕西，到我们学校这里采访。

这个大骗子最初从我们学校起步，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的深渊。他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当过国民党时代的逃兵，是一个社会混混。他的父亲曾在其家乡开过粮站、盐铺酒铺杂货店，经常在其参假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所以他从小就受这些家庭恶习的熏陶，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坏毛病和不良的恶习，从18岁起就梦想干一番大事业。先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因为受不了当兵的苦，当了逃兵。解放后旧习不改，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恰在此时，西北农学院受西北农林部委托，办起了畜牧兽医短期培训班，在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因为是培养初级技术干部，入学条件不高，这个大骗子就私刻公章伪造证件，混进了西北农学院上了培训班。

他来的目的不是真正学习知识为人民服务，而是想以此作为跳板脱离农村。有一次他在学校附近的农村闲转悠时遇到了农村的一个小孩，小孩儿跟他说，他哥哥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正在朝鲜打仗，最近给家里来了信，是某某某部队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骗子就记在心里。之后不久，国家又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去朝鲜当志愿军，他认为这是一个真能跳出农门的好机会，于是就假积极报名参军，被批准并拿到他入学时的假证件（含冒充共产党员的介绍信）混进了参军队伍中。

到北京后，他没有去朝鲜，又混进了在朝鲜战场负伤归来养伤的队伍中，谎称自己刚在朝鲜负伤，凭他在西农附近农村那个小孩处得来的信息，说是从朝鲜某某部队回来的伤员身份，打仗身受多处重伤，立过多次战功，是战斗英雄。听说他是战斗英雄。人们非常敬重他。就这样，欺骗了不少年轻单纯的青少年学生。

他们听说他是战斗英雄，就纷纷找他去作报告，他借此大肆吹嘘他在战场多么勇敢杀敌，轻伤不下火线，一时间成了京城的一个大英雄，到处作报告，吹嘘自己。为了有更多骗人的资本，他又伪造了一份由“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组织的军事调令”，混进了政府机关，并被派往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当上局级干部，还骗得了一个处级女干部信任，和他结了婚，又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短短四年里，从市侩混混爬到了市里、省里和大区的政府机关，从武汉、天津到北京等十多个城市，可谓步步登峰。到此他仍还不满足。用他的看家本领伪造证件继续编造历史，欺骗上级，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他就跑回到它最初发迹的陕西行骗。他到陕西西安后找原来的老领导，吹嘘标榜自己，编造他这次回来是要去兰州军区召开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可能要担任要职等。这次去兰州路过西安，来看看老领导。他还把兰州军区发给他的电报拿出显示（实际是假，只是拿一张废纸闪了一下）。这一闪露了马脚，引起领导的警觉和怀疑。这样的军事要事，怎么能就这样在一个政府部门的行政领导面前显示？更不可信的是，当他要告别离开时，这位领导问他现在的住处，他回答住省军区招待所，但所说的地址错误。以上等等破绽，立刻引起这位领导的怀疑，于是就向省级最高领导省委书记反映此情。省上领导听后，更是疑虑重重，我本人身兼兰州军区政委，怎么就不知道要开这样的会议，一定有诈，于是立即通知省公安机关，就此彻底追查。经省公安机关对此人反复查证后，全是虚乌有，所有证件历史都是伪造的。

这样一个游离了四年多行骗的大骗子终于被揭穿了，大白于天下。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个李某某从此也成为街谈巷议的大笑话。尤其是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话剧初演后，引起极大轰动，他也成为人人皆知的大骗子，成为中国在50到60年代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史无前例地颇有讽刺意味的政治闹剧。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这种行骗讹诈事件，造假、制假、伪造证件历史，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其行骗的手法更高明，技术更高级，所以我们今日讲这个故事也更有现实意义。我们更要提高警惕，莫再被坏人行骗。

十一、西农曾有条青年街

青年街这个名字起得好，它代表青年的朝气。

这条老街道在1955年消失了。它位于西农北校区的南大门外，向西约十米左右，是现在工行、农行广场之处。街道不长，约五十米，也不宽，街宽不足十米。

街道两边开有几家饭店、杂货文具店和单体的理发店、照相馆、缝纫店、修鞋店等个体户。主体是饭店和杂货文具店，门面都很简单，房子也很简陋，但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尤其是早市和夜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早市，饭店卖早点，吸引学校的不少单身职工和起床晚赶不上吃早饭的学生，早点品种主要包括豆浆、豆腐脑、油条、小菜、馒头、包子、稀饭等。学校附近的农民将自种的蔬菜和自家养的鸡、鸡蛋等来此交易。因为这些都是自产自销，不仅新鲜，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我入学那时候（1951年），鸡蛋一元钱可以买上三十个，可以装一大盆。

夜市，会有学生或单身职工在这里请饭馆大厨炒上几个小菜，配上油炸花生米、啤酒或白酒，消闲且热闹，解除一天的劳累。饭店更多的功能主要是为外地来校出差办事和从西安、咸阳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来校兼课的教授先生们提供服务，饭店设施虽比较简陋，但是很干净卫生。特别是，能在这开饭店的厨师手艺也都很不一般，所以教授先生们也很愿意光顾，总之这个街道上生意很不错，人们都喜爱这个街道。

从学校的老人们那里听到，这个街道从1936年开始就逐渐形成规模，因为当初学校1934年奠基成立后，到1936年建成开始正式招收学生，陆陆续续就有人在这开商店、开饭店，为师生服务，给职工、学生提供方便，所以它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几个阶段。

我1951年入学时，这条街道还仍然存在。而且随着职工学生的增多，街道非常活跃，到了1955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时，原有从业者逐渐离开了这里，这个街道就慢慢消失了。但是职工学生生活中还需要这样的服务，于是在这个街道的下面，建了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国营百货商店。原街道位置，沿学校的南墙在校门外东西端建了两排平房。西边的平房为校印刷厂，东边的平房则出租给邮电所、新华书店和银行。集市则移到校门东边平房前面的空地处，但主要也就只有早市，人们买些蔬菜和蛋肉等副食品，文革期间，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个市场也彻底没有了，而取代它们的是国营蔬菜门市部。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个集市才又开始活跃，青年街虽然在1955年消失了，但这个名字还一直被后面的人们叫着，估计八零后甚至七零后中的许多人已经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了。但青年街则会一直留在老一辈西农人的长久记忆中。

十二、西农七号房与教授灶

在原西农(即现在西北农林科大北校区)，有一个排号为七号房的小四合院，虽说现在已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历史是永存的。它位于现在三号教学楼的西南，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农大新建行政大楼时被拆除的。现在该楼为文学院的办公楼。七号房是一幢很具有古风的“四合小院”，南北向，它虽建于陕西关中，但是又不同于关中的“四合院”，它的正房不在最后边，而是在前面的进入处，是用高台的过道厅作为正房，它有数个台阶，上台阶后，是个阳台，过道厅内的两侧各有两间耳房。走过过道厅下台阶，东西两侧和北边，是厢房和北房，与过道厅围成一个小四合院，有若干个房间，作客房用，有厨房，洗漱间。在四合院的西北角有个偏门。这就是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校后，专供接待客人的招待所，一直沿用到1958年西北农学院在此房的正南另建了一幢二层小楼招待所后，此院改为职工家属院。说起这个七号房也很有一点故事，此“四合院”建筑型式很有特色，且别具一格，前述它没有后厅正房，而是在前台的过道厅作为正房，高于地面约两米，过道厅的两侧耳房有向南的明亮开窗，台前有花坛，除种有月季、玫瑰花外，还有紫藤、海棠、丁香及雪松等，无论是坐在耳房的窗下，还是坐在过道厅门前的阳台上，都能观赏到院前的美景，清馨淡雅的花香给人一种心醉的感觉，非常秀美怡人。作为接待来客贵宾，是很合格的。但是作为接待国家级最高层领导，就又显得不夠规格。耳房有些偏小。1938年抗战期间，武功军事会议在西农召开，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来此主持军事会议。为迎接其到来，学校当局特将教授房一栋，重新改造装新，设有小会议室、卧室、洗嗽室及侍卫室等，专供接待使用。后来就变为接待来客贵宾的特级客房。而原来七号房的耳旁，就让给了在西农长期执教并作出巨大贡献的，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级教授，有中国科学院士虞宏正教授，留学德国的德语教授杨权中等，作为他们的卧室兼书房，让长期居住，直至他们谢世归天。因为以上各位都是单身。学校为了使他们过的舒心安怡，从新作了布置与装饰。靠西放一张四方饭桌，配几把藤椅，供用餐及闲暇在一起聊天玩牌；过道厅内的南角还特意放了一台精美的台球案，供先生读书劳累时，休闲娱乐。因为他们都是单身，合伙入灶，特意还给配一名高级厨师给他们做飯，消费水平比一般员工灶消费水平高，他们的消费水平每月约40元左右，而当时一般职工灶的水平是15元左右，故称该灶为“教授灶”。四方桌古时又称“八仙桌”。此桌既是他们的饭桌，也是研讨学问，互相交流科研成果的。据说在20世纪初向苏联学习期间，就是在这个“八仙桌上，他们一边看原著，用口译翻译一本苏联的有关化学方面书籍。现在这个在当时颇有水平的古风“四合小院”，现虽已不存在了。与现在的西北农林科大园中现代化教学，科研大楼、教授公寓、学生宿舍、宾馆无法相比。但是作为在西农历史上的一座建筑物，仍会永远存在于老西农人们的脑海中。写出来也让年轻一代从这小故事知道它。

十三、杨凌邮政与西农

西农校址位于我国古周原地的支脉，武功县西塬张家岗村。该村在西农建校前是一个小的村庄，行政上属于武功县杨凌。建校前那会一般来不了几份邮件，更不要说有电报、电信的往来，即使有来几封信或邮件，则全部是由邮差背上邮包从武功县县城送达（当时武功县县城在现在的武功县武功镇，距离学校处约15华里），杨凌没有自己的业务部门。

西农建校后，南来北往国内国外寄来的信件剧增，已经不是只靠邮差背邮包送达能解决的问题。于是，武功县邮电局就在西农校内设置了一个像似邮筒的大亭子平房，其位置就在现在的教学八号楼的东北角附近（亭内能够住人），安排有一个邮政职员和一个分发送邮件的临时工人。凡是来往学校的邮件，均由省城发往武功县城邮局转至此邮亭，后来就发展成由省城直接发送到该邮亭，学校寄出的邮件也是直接到省城，都不再经过武功县城了。该邮亭的职工将邮件分发给学校各部门（含校附近农村）。所以，那时凡外地向学校寄信或发邮件，地址都写“陕西省武功张家岗”，或直接写“陕西省张家岗”，地址里基本不需要写杨凌两字，就都能收到。

解放后，随着学校周围的事业企业单位不断增加，杨凌街道的建设扩大，该邮亭继续放在西农校内已不合时宜。于是，在1952年杨凌正式成立邮电所，位置在现在的西北植物所家属院的东南角（即现在的常青路邮政家属院），盖了一个邮政大厅。它是由我校已故水利系教授郭嗣显先生当初帮助设计的，之后1955年，杨凌邮电所为了方便西农，又在西农大门外东边的平房里设立了西农邮电所，经营邮政电话电报业务。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信业务迅猛发展，家庭电话开始逐渐普及，国家邮电体制大改革，电信业务从原邮电系统独立出来，邮电局业务被拆分为电信和邮政两块，新组建了中国电信。这时，中国电信设立了中国电信西农支局，地址就在校园内昆虫博物馆楼一层的东头。

1990年，西农决定改建学校大门（北校区），与此工程配合，拆除了大门外东西两侧的平房，新建了拐把形的二层楼房和校门东西两大广场。西农邮政营业所也就从南校门外东边搬移到现在学校西北角的现位置。

回忆这个发展过程和邮电业务在西农的变迁史，邮政和电信业务几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为西农服务。到本世纪，通讯技术和快递业务蓬勃发展，家庭固定电话基本被手机取代，快递业务可以做到足不出户。我们享受着富强中国带给我们生活中的便利，此时，我们尤其要感谢邮电业务这个老朋友，老伙伴。

十四、西农最早的招商引资

西农最早的招商引资是在20世纪50年代。招商的既不是第一产业，也不是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这是怎么回事？以下就让作者说出它的由来。

1949年5月20日，西农解放，从此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1950年以后，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49年的不足400名学生，到1956年，全校学生数超过2000名以上。教职工人数也有大大增加。他们的到来给学校带来了生气活力，但是这些职工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是从江南的鱼米之乡来到西北黄土高坡，生活中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

例如，南方人几乎要天天洗澡，理发要吹风，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先生们，他们的西装革履一般要去洗衣店洗熨等。当时西农的条件很难满足办得到。因为学校建校时仅配备一台几十匹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既要用它抽水，满足师生生活用水，还要提供师生员工的夜间照明。现在人数增加了，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后经学校努力，争取到西安电力用高压变电送到兴平的线路延长到西农，。在学校东北角建变电站，将西安的电送到学校。

有了电，师生员工生活用水问题也就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解决其他服务设施方面的改善。于是，学校后勤部门借助沿海江浙一带支援大西北的东风，跑上海招引了私营理发馆、私营缝纫店、私营洗衣店等三大店，招商的内容包括各店的技师、家属和相应的设备。学校在校内为他们提供店铺，房舍，并且安排他们带家属在学校落户。与此同时，学校的洗澡设施也改变了，由大浴池变成淋浴盆塘，还专门派了一名工人，去西安学习搓背修脚等技术，回来为教工服务。

学校从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化的气氛更浓了，既安定了教师职工的人心，又使人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十五、西农也有个五台山

“五台山”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叫五台山的地方，当然最出名的应该是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的五台山了。它和浙江省的普陀山、安徽省的九华山、四川省的峨眉山并称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同时也是世界佛教之地。但对我们西农人来说，说到五台山，肯定不会想到佛教圣地，脑子里肯定是想到我们西农大门口的这个五台山。

西农的五台山，其实并不是山，而是因为学校建于渭河之北的三级台地上，这要感谢当初建校选址时的英明之举。西农的南门到渭河间上下高差约近80米，1955年，沿中轴线西农路主干道二级台地的北头到大门外修建了五级共有100多个台阶的梯级坡道，因为有五组台阶，五台山暨由此得名。

杨凌这个地方真不简单，历史上就是“圣贤之地”，这也是西农建校选址定在这里的重要原因。传说，远古时代的农祖后稷教稼就出于此处后面的姜塬，即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是古代农耕文化的教稼台。当然，现在的杨凌出名则完全是因为有西农这样世界著名的农业大学。

五台山修建以前，人们从火车站下车去学校，沿中轴线上行驶，到了上塬的塬边时，骑车都是绕圆弧形环道上行，步行则一般走在斜坡树林之间的羊肠小道里。穿梭而上，既不方便又不雅观。解放后，学校投资修建了这个既美观大方又方便行走的梯级斜坡道，并在台阶坡道的东西两边种植上各两排松柏常青树，在两排树木之间有斜坡便道。人们既可以从中间登台阶而上，也可以走台阶两边的斜坡而行。斜坡便道上因种有松柏树，夏季人们行走的时候既能乘凉又能观赏圆环山中的各种植物花草，于是这便成为来西农观光游客的一道风景线。

此台阶先后经过三次整修改造，第一次修建时由于受经费限制，是青砖铺地，路面较窄，五组台阶是同一个宽度。第二次是50年代末，虽仍然是青砖铺面，但将从下至上的第一个台阶拓宽，并改成半圆弧形状，像一个检阅台，以便站在台阶上迎接外来宾客时举行迎宾仪式。第三次是上世纪九十末本世纪初，阶梯面改为瓷砖并加大宽度，非常大气，具有现代化的风度和气魄。人们行走在宽阔的台阶大道，既能欣赏到两旁茂密的树木，又能观看到花园式的阶梯东边的植物园和西边被人们称之为“小西湖”的潺潺流水。上到五台山顶后，则是一绝佳观景处。站在山顶扭头面对南方，太白积雪和渭河秦岭尽收眼底，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十六、张家岗小学与西农地下党

张家岗小学建于1935年，是原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属小学(简称西农附小)，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处主任王玉堂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即1935年)五月一曰曾为该校成立书写“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小学校奠基纪念”牌，标志该校成立。其地址位于原西农南门外西南角刘家壕村西边，先只有小学部，后增设初中部，学校建设初期共建有三排平房，从北向南，第一排为教员休息室（位于中间）左右两旁有教务室，总务财会室及校领导(校长，主任)办公室，第二，第三排为教室，校区的最北靠崖边有一排窰洞为教职工宿舍，学校操场在校区东边，正对校门。学校于1953年交给地方，小学部在原址不动更名为张家岗小校，现在为杨凌示范区的花园式基础教育学校，归属杨陵区政府教委，初中部的教师及设备搬迁至武功县普集镇，于1958增设高中部，即现的武功普集高中，为省级示范高中，归属武功县教委。

学校开办的初衷，一是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职工子弟，就近上学方便，解决教职工后顾之忧，同时也是为发展当地农村的教育添砖加瓦，支持当地教育事业。所以当时的生源主要是两部分，一是西农教职工子弟，二是学校附近农村的农民子弟，办学历史已85年，为国家培养了千万的优秀人才，在祖国的各条线上建功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西部地区开发教育的先河，有着非常的现实历史意义。

在这学校不仅有悠久深厚历史，它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摇篮，从1946年有革命者(梁得柱)被党组织委派到这里，依作西农旁听生学生身份为掩护从革命工作。住在这个学校的窑洞里，重建地下党组织，带领进步师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创办进步的“亢丁”壁报及“春草社”，“新根社”，“锋火”等时代刊物、剪报，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启发广大青年学生追求光明和进步，筹办“邰岗书刊供应社”秘密供应和传阅进步书利等。还遵照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动员组织30多名进步青年学生赴延安，11名赴华北、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枪救教育危机的学生运动中，西农地下党组织，顶住学校压力和三青团反动组织的阻挡，组织发动了“六二”罢课，成为当时西安地区高校中唯一成功的一次罢课行动，极大调动了学生的革命热情，其影响极大。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节节胜利，为迎接西农解放，又组织师生保校、护校，使得学校完整的回到了人民手中。

还在这窰洞里梁得柱同志，亲切的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王震司令员，他给王震军长汇报了自已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并聆听王震军长对至后工作指示，遵照司令员的指示，成立了解放后的中共西农党支部，当时党员已发展到50余名。党员公开后该支部迁回了学校，随着党员数不断增加，1951年成立中共西农党总支，后又成立中共西农党委。西农的党员数现在已增至3000多名以上(不包括学生党员数)，现在这个窑洞虽已不是当年，但是它永远活在于人们的心中，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发展状大，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第一大党，护有党员9191.4万之巨，正应了毛主席所早予见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们以更加革命的激情迎接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华诞，在其领导下将我国建设成富强的伟大国家。

十七、西农有个马棚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现8号教学楼的后面，原老北门的南边，学校中轴线的西边，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个马棚，饲养5~6匹大马，另配有三辆马车（其中一辆是厢式马车）。这是干什么用的，在40~50年代西农没有汽车（据说，学校开办初期有一辆小汽车，因为经费短缺，燃油短少，被卖掉了）。为了接送学校领导和老教授们出外办公务及迎接每年入学的新生，于是就养了马、骡，并配了车，为接送之用。我入学时就是学校派的马车，到武功火车站拉着我们的行李接我们入学的，现在还记忆犹新。

马棚从我记忆中，有2~3个饲养员和赶马车的马夫，随时准备调用，接送学校领导和老教授是用厢式马车，接学生是敞篷车。一直沿用到1953年，学校购买了一辆敞篷大卡车，上级又给学校领导调配了一辆美式吉普车，用马车的时代，总算结束了。从此学校开始走向汽车的新时代，马棚也就消失，马和骡子也就转向了农场试验站作耕地用了。

十八、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当我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西边绣山中心的路旁时，看到正在修建的一座楼时，看了标牌上楼名及效果图后，原来是又一个图书馆楼，不仅特大而且美。不由自主的感慨万千。曾几何时，西农科大就建起了三大加一小共四个图书馆。西农太了不起了。回忆我初报西农学时，是慕名当时的西农的教授多、建校历史长，有第一高楼。入学后参观图书馆，看到有那么多藏书，有宽敞明亮的图书、期刊阅览室，真是羡慕极了。可是与现时相比，那才是小巫见大巫。据查当时的图书馆，大小间合计只有561平方米。两间书库，一间混合图书阅览室，一间期刊、报纸阅览室，一小间编目室和一间办公室。随着学校不断扩招，到1956年学生数由1951年时不足400名扩大2000余名。图书馆已显得很小，不够使用。尤其是图书阅览室仅有60个座位，学生晚自习为在阅览室找到一个座位，晚饭后不敢干别的，先匆忙到阅览室抢占座位，60个座位的阅览室挤满近百名学生。学校为改变这种状况，千方百计筹资。终于在1960年时，筹到一部资金，决定新建一座图书馆，为了节约资金，发动师生到三华里以外的砖厂背砖。终于在1964年建成了一座三层主楼面积6500平方米，书库594平方米，合计8000多平方米的宽敞明亮的，环境悠静的图书馆，它位于三号教学楼后面的中轴线上，也就是现在北校区图书馆的前半部分。在其主楼的顶层还有一个报告大厅。在主楼各层设置有各类阅览室(教师、学生专用综合阅览室，期刊报纸阅览室)10个，共有800余个阅览座位，有古籍书库和专为研究古农的研究室等。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了不起了。但是，它和现在的南、北校区的三个图书馆(含正建的北校区图书馆)相比，简直是冰山上的一角。

图书馆作为大学的三大(图书馆、实验室试验场地和体育场馆)基本要素之一，它是大学的重要资源，它的大小及藏书量多少，是反映这个学校的名望地位的高低水平。现在学校出巨资连续建设图书馆，说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高水平迈进。

现在正在建设的北校区图书馆，目前只从工地看了效果图和文字介绍。从效果图看，它是最壮观，最美、最具有现代化的图书馆。(待后将详细介绍。

经笔者追踪查证。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三大加一小图书馆(含正建)共四个，即北校区的八号教学楼南边第一图书馆，它是在1964年建成南楼旧馆和2004年扩建北楼新馆两者合一，建筑总面积15，323平方米。其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与8号教学楼外观协调，其南面是先贤广场相映生辉。广场中心有喷泉，四周有五角枫和针叶松及花坛围绕。再前面是3，5号教学楼，左右两边是是动物学院和兽医学院。形成了一个四合大院，十分壮观。南校区图书馆是第二图书馆，它2004年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15，596平方米，凸显现代管理理念，新颖美观大方，它位于南校区主楼的南面，主楼的北面是科技大楼，主楼的正面是广场正对学校大门，它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具现代化的建筑群之一。另外在水保所校区还有一个专业图书分馆，1979年建成，建筑面积1，987平方米，小巧玲珑，是个专业图书馆，是为国家创新工程而设置。目前正建设的北校区称第四图书馆，它将突破你的想象，它有三最(最大、最新、最现代化)。它是“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之一，其总面积45，000平方米(地下面积10，000平方米，地上面积35，000平方米)，是前三个图书馆合计总面积32，890平方米的1.4倍多，总投资2.65亿人民币。其内部为品字形布置，是属交错中庭形设计，即“一庭两院”，中庭，东院，西院相映。共五层，各层分工明确。一层为综合阅览室及图书检索、借还书处，有多功能厅、影视厅等。二层设有新书阅览室，中文阅览推广区，数字化/视听/新技术体验阅览室。此外还设置有购书区和咖啡厅。当作你在此读书犯困时，来一杯香醇可口的咖啡提提精神，或者看到一本好书时，要购买收藏，均可在此完成。其他各层各有分工分类:该图书馆最具有西农特色的是:有古籍藏书阅览室，葡萄与葡萄酒藏阅区，水文气象/干旱半干旱资料阅览区，秦巴山区植物珍藏及阅览研究室等等。总之是应有尽有。当你进入到里边，就如到了知识的海洋，是那样的大，是那样的美，可以尽情汲取你所需要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馆藏古籍及现代最新的科技新成果、专利，就像明亮的天空，照亮了你的视眼。所以，只要进入到这里，不仅舒心安怡，更能使你能专心致志去追求、思考奥秘的未来世界，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创造奇迹，对我国、对世界作出贡献。此故事是写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愿永远为祖国、为世界农业科学发展献身终生的莘莘学子们，努力吧，祖国未来的希望在你们。

此文也是我敬献给我尊敬的老院长辛树帜先生、康迪院长和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贡献一生，扎根大西北为农业科教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先贤大师虞宏正科学院院士、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先生、昆虫学家周尧先生等先辈们的，他们始终如一的关心图书馆的发展与建设。曾记得辛院长办学有三宝之说，即指他在职主要抓三件事:招聘教授，购买图书仪器，为毕业学生就业找出路。他在任职时亲赴当时的北平购书和仪器；李仪祉先生为提高学生素质，特别重视购买图书仪器，在西安高中的办的水利专修班合并西农时还带来了一批图书仪器，增加西北农专的图书数量；虞宏正教授在世时，经常督促学校图书馆：不仅对有关重要的化学期刊要及时订购，还要求尽多补充过期期刊，以保证完整性。临过世又遗嘱：将自已的图书室——叔毅图书室的全部图书，无偿捐赠学校图书馆；周尧教授将毕生收集的昆虫标本及图书也捐赠学校，建成昆虫博物馆，以教育后人。康迪院长在图书馆建设中，既狠抓图书馆建设、增添购置各种图书资料，又狠抓图书馆的管理队伍，其功不可没。总之，西农图书馆在多届领导和先辈们的重视和关怀下，由小变大，不断完善到尽善尽美，使其由解放初20世纪50年代的馆藏书1.5万册，到1955年增加到27.98万册，到目前已达数百万册。硬件环境已达到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先进水平。我们要深切怀念他们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中功绩。

十九、1957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纪实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1956年后，发生在当代中国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上百万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农业大学的在校师生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西农2000余名师生（除年老体弱病外）于1957年至1959年两年期间分两批到陕西的陕北、关中和陕南有关县的农村进行体力劳动锻炼。笔者经历了这段历史，是第一批（即1957-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现就自己亲身经历，回忆记述如下。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第一次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在全国组建了很多高等学校，还扩大招生规模。就以西安为例，除了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西迁西安外，还在西安新组建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即现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动力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校址），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等。同时，全国各高校扩大招生，西农这一年招生翻倍，由原来在校生不足1000名，扩大到2000余名。学校无论是教室、学生宿舍及学生食堂都十分紧张，不堪重负。为了适应教学，学校不得不实行两部制。即一部分学生在教室上课，另一部分学生在宿舍自习，食堂也是如此，甚至将饭食拿到操场供学生用餐。

1957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整风和鸣放反右的一年，从整风和鸣放反右中，又暴露出一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部分旧知识分子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于是，毛泽东主席在该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包括在校大学生要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西农结合自己学校实际及当时政治形势，适时首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向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教育主管部门报告，拟组织教师、干部和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下方农村参加体力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既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求，又减轻了学校因设施不足对教学工作形成的压力。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而且还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发文予以鼓励。

学校得到省委的批复后，即组织动员师生申请报名，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响应，纷纷申请报名。经过校系两级层层筛选，最后选定30名教师干部和262名二三年级各系学生，合计292名。学校为了能让学生在农村既能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又能结合所学习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业务能力，根据专业特点确定了下放县，原则是尽可能结合学生的学习专业，其具体安排为：陕北榆林地区沿长城一带多风沙地区，安排林学、畜牧专业学生；延安地区的丘峁梁沟黄土高原地形，安排农学、园艺、农化、植保专业学生；陕南秦巴山区、汉中谷地安排农学、植保等专业学生。共选定了九个县，其中陕北五县，陕南四县。将上述292名师生分成九个小分队。经组合及选定的县后，最后又报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教育部门正式获批，对此。中共陕西省专门下发文件告知有关县县委，务必接待安置好这批下放师生。

笔者被分配在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担任该县劳动锻炼中队队长兼党小组组长，学生是农学系和园艺系二年级学生26名，另有三名当时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出发时间，统一定为1957年12月9号，内含纪念“129”运动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从关中去陕北陕南，交通很不方便。从学校去陕北，必须要先到咸阳从那里转车到铜川，然后才能再转车去陕北各县。当时咸阳去铜川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为了不耽误行程，铁路部门特殊照顾，获准申请加开一列咸阳到铜川的专车专门送西农师生去陕北。出发那天，去陕北五个县的这200名多名师生，一大早从学校到火车站，坐车到咸阳，再乘专列去铜川，车到铜川已接近天黑。在铜川住一夜后，第二天再乘坐八辆敞篷大卡车，奔驰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用了整整一天到达延安，到延安还需再住一夜。到延安后得知，因道路被冲陷，去延川县的班车取消。没有去延川县的汽车，经用电话与延川县县委联系，安排让去延川县的30名师生先乘车到该县的永坪镇，先在镇政府住一夜，由政府安排雇两辆马车拉行李，师生和马车一道，轻装步行，走了90华里，终于到了延川县城。从关中到陕北延川县整整用了四整天的时间，才到达下放的目的地县城。这也算是最好的锻炼吧，师生们对此安排很满意热情很高，一路走一路唱高兴之极。

延川县的党政领导很高兴我们的到来，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接待非常热情。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很少，在陕北山区更是少之又少，一个县没有几个大学生。所以当我们一到达县上，无论是县政府的工作干部，还是当地的人民群众，听说大学生下乡来参加劳动锻炼，都对我们抱以真挚敬意。我们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他们的仰慕表情，这一点，县上党政领导表现得最明显。县党委把我们下放劳动锻炼作为一件重要事情来抓，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县委农工部长做具体工作安排。在县上安排我们住县委最好的窑洞，伙食和他们吃一样的。安排我们下放的农村是县上交通最方便、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最好的村队。

我们到达县上，正碰上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干部是指县级、乡级和村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一年来全县工农业生产工作经验及布置来年的工作任务，目的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革命化，县上也想借我们下来的东风，所以县委领导提出，安排我在大会发言，讲述我们下来的目的、意义。我在会上用大量的事例，讲了师生对下放劳动的积极性和迫切要求，特别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教授们多次写申请报告要求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我的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与欢迎，此报告也是对我们师生下放农村锻炼工作的一次很好的舆论准备，对我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师生们到农村后，到处都在传颂大学生到农村的新鲜事。

我们在县上住了十天时间，三干会议结束后，就安排我们去农村锻炼事宜。前述县上从交通方面、农民基础及自然条件等因素考虑，给我们选定了三个乡中各一个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分别是城关乡的拐峁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曲寺教乡的曲寺教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文安驿乡的文安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县上三干会结束前，已经和上述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作了交待和安排。各乡村的干部，回去后即派来了马车，接我们师生到他们村上做安排。我们按照县上计划，将我们的三十名师生编成三个小分队下放到上述三个乡村，在陕北，因为居住比较分散，三个生产合作社共有十个自然小村庄。所以又将我们分散到十个小山村，每村有两到三名师生不等。每个合作社的各村相距虽不远，一般为三到五华里，三个乡则相距有30华里左右。好在交通有大路相通，互相联系也还方便。

我们下放农村锻炼提的口号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我们是分散在农民家里住，吃饭也是在农民家（每个月换一次），住就固定在一家，吃饭按月付给伙食费（学生按照助学金标准付给农民）。吃粮按照国家定的标准去粮站购买，农民不吃亏，而且有结余，所以农民很乐意管我们饭。

由于我们到农村的时间正是农闲季节，尤其是陕北农村，天气很冷，没有什么农活可干。而师生们的热情很高，一到村上就要求农业社干部给安排农活，冬季农村根本没有啥农活，农村集体只有两群羊，而放羊又不是容易干的活，要爬高下低，当时在陕北农村还时不时有狼出现，十分危险。他们不敢轻易交给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师生，最后被逼的没办法，就将一群小羊羔交给我们，就在村子附近的小山头上转来转去，比较安全。恰在此时，在全国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开始了。在陕北，没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而小型水利例如淤地坝、水窑、涝池以及其他水保小工程，号召各村都要搞。我是学水利，虽说这些小工程看来很不起眼，但是总算能结合上，于是村干部就让我做技术指导，指导农民修淤地坝、建水窖、修涝池。其他社队知道了，也都从几十里以外跑来请我去做指导，总算是发挥了一点作用，感到很欣慰。其他的则学一些老农的样子，背上粪筐沿马路去拾粪，每天晚上都是开社员会，让我们师生作记录，慢慢的也就融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农历年到了，这对农村来说是很大的乐事。农民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虽说当时（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说什么要移风易俗过大年，正月初一也要下地劳动，搞农田基本建设。但是在偏僻的陕北农村，农民则不理你这一套，该咋过照样咋过，吃喝玩样样不能少，陕北山区农民特别好客，对外来客人特别热情，作好吃的盛情招待。他们都说我们是远来的客人，东家请西家请家家请都必须去，否则他们则认为你看不起他们家，所以只能家家去吃。

在农村，平时农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到旧历年是农村最休闲的时间，其娱乐活动特别活跃，其娱乐的形式在陕北就是秧歌舞，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各村互相交流比赛，热闹的很。我们学生也很受其影响，也很活跃，我们队里有一位老师是文艺爱好者，在他的组织指导下也编排了一些节目，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去到县城表演，这些节目都比较新颖，很受当地农民群众欢迎，不少社队和农村都邀请他们去表演。

农历年过后，到了春耕季节，农民开始春耕播种，由于农村已组织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集体下地劳动，社队统一安排生产，统一出工，记劳动工分，秋季分红。我们是带薪带口粮，纯属无偿劳动，农民对我们很客气，对参加劳动从不苛刻要求，完全出于自愿。但是师生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虽说他们大多数都生长在城市，可是都很能吃苦，每天都早早起来跟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学习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时师生们也搞一些试验田，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传授农业科学新技术。农学系的师生给农民传授栽培、育种、耕作技术，园艺系的学生教农民对果树修剪、嫁接、选育蔬菜新品种等等。一年下来和农民成了知心朋友，既学习到了农民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优良品质，同时也给偏僻农村带来了城市文明和科学技术。

总之，收获是很多的，成绩是主要的。如果说这次师生们下放参加锻炼的经验教训，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当时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而且下放农村的时间有些长。当时学校决定师生下放劳动是权益之计，是想解决学校因扩招产生的教学设施不足的矛盾。并没有考虑学生到农村整整一年纯体力劳动，耽误业务学习而失掉的损失，所以当时就有少部分学生说，我们来上大学是为学习科学知识，而不是来参加劳动的。当时在那样的大气候环境下，这些学生有这种思想而不能说，只能默默地放在心里，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一个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何真正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很好研究的课题。

二十、西农的土台子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原西北农学院)的三号教学楼的北边，有一个小广场(现名先贤广场)，在广场的正北的校园中轴线上，有一个土台子。它究竟建于何时，现在无从查起。据笔者推敲，它应该是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校初期。因为它既在小广场上，应该是个很土的主席台(或叫检阅台)，从我来校之后，凡是召开大会都是在此举行。很多社会贤达、学者(华罗庚、老舍等)、领导，都在台子上，发表过演讲、传道授业。激励学子们“坚贞之性，百物之良，主农兴学，志在成人”。“以仁为教，以教为学”。“脚踏实地，歩步向前”。使学子们牢记心中。这又是学员们早操习练之所，每天早上体育老师在此台上领导学生作早操。也是周末放演电影，举行文艺晚会，跳交际舞的地方。更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王震司令员，在台上宣布西农为解放之地，也是1949年西安军政委员会，派来军代表王刚、康迪、曹达同志来此，在这台子宣布接管西农的。所以，它不但用途广泛，而且富有意义。

就笔者记忆，除上述外，还有几件记在我脑中印象最深的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和西北农学院建校50周年的庆祝大会，均使用此土台子作为主席台，主持大会。平时看起来并不很起眼，土里土气。但是精心塔建，也是很庄严大方的，并不逊色。这个土台子一沿用到1964年左右，学校在西大操场另建一戏剧舞台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因在此广场建有两尊院士(赵洪章、李桭歧)的塑像，又设置了花坛及中心喷泉，并在其周围又种有针叶松及五角枫等风景树围绕。现在已经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继三号教学楼的花坛广场之后，第二个校园风景区。因为有两尊院院士塑像，故被称为“先贤广场。”

二十一、美食在西农

民以食为天，人人要吃饱饭，只有吃饱饭，才能体魄健壮，干出大事业。学生来学校是为求知识，学成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正是如此，一个好的教育家，要真正为培养人民，就必须办好学校，而办好学校，除了聘请专家、学者、教授给学生传道授业外，还要关心学生的生活，衣、食、住、行等。而食是必不可少的。西农因具有自身优势——校内有自家的农场、奶场、果园、蔬菜站。所以，美食西农，已是远扬在外。

西农学生食堂，就笔者所知:曾经有三个阶段的三种形式。第一阶段，是学校出资招收好的厨师和提供炊事用具、燃煤。由学生自愿组合，自已管理办灶。据查在解放前的抗战时期，当时有“建国灶”(主要是陕西籍学生)，“四一灶”(主要是四川籍学生)，“战区灶”(主要是沦陷区的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籍学生)。总之灶名是五花八门，随学生籍贯或兴趣而起名，但都带有地域色彩。伙食标准有高有低，不尽相同，均由灶委和上灶学生商定。灶委每月一更换，账单每月清向灶员公布，非常公开透明。这样作既是能让每个学生都应尽义务为同学服务，也是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这种组合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1952年。解放了，由于上述形式带有地域性和帮派的弊病。解放后学校出面改变为以系(小系学生少可以两系合组)办灶，一般50~60人为单位，其管理方式和前述一样，仍是学生自已办灶。伙食按助学金高位为准，没有助学金或次等助学金的学，补差缺额，其他都和前述一样。单身教职工也有合组办灶的(另文介绍)，以上办灶锻炼了学生的自治能力，也给学校减轻了管理人员，节省了开支。但是，也有弊病，就是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影响学习。学校为此，从1952年下半年起改由学校办食堂。学校成立了伙管科，财务、采购等均由伙管科，统一管理。按照统一伙食标准做饭，八人一桌，菜摆在桌上，由桌长分给每个同学，主食放在大框里，学生随吃随取，不受限制。饮事师付只管做炒菜作饭，专心作自已的炊事工作。这个时间不长，很快由于粮食定量，变成炊事师傅除炒菜、作饭本职工作外，还要在售饭窗口负责给学生，定量打饭和分菜，这就变成了炊事师傅的主要任务之一，饭菜不再是均分，而是饭票制，依付票多少给打饭给菜数量，饭菜品种很单一。这一直持续到80年之后。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食堂大变样。除由后勤部门承担主付食及大众菜外，还引进了校外商贩在食堂开窗口的竞争机制，花样品种增多。有南北各种食谱样样俱全，学生可根据口味任你选择。

总之无论以上那种形式，就笔者在学校就餐的几十年体验，西农的伙食在各高校中是最好的。因为，它有自身的优势，如前述有奶场，自家养牛、羊，奶是最新鲜的，有自家的果园(现在有果类、瓜类基地)，可以提供各种水果，从夏初起，杏、桃、草莓、樱桃、梨、苹果、猕猴桃，瓜类有自己培育的西瓜、香瓜等。全年不断，。主食有自家培育优质品种小麦，加工而成的馒头，蔬菜有基地，肉类有自家协同养殖户，饲养的猪、牛、羊及家禽等，都是最好的，最新鲜的。还有葡萄酒学院的李华牌葡萄酒。所有这些既保质，又经济实惠。所以美食在西农是名不虚传。现在用当代毕业生在毕业离校时的感言“再见了，西农‘’，用现代语言叙述他在西农求学期间的感受及回忆西农的“一草一木、一色一景”和衣、食、住、行。现将其关于食的一段描述摘抄于下:学生用的标题“安全霸气的食堂”，西农虽没有西安市郊的便利，不及西安郊区同学的地势优趆。但是西农从不在吃上亏待学生。日常学校自种各种水果，瓜类，就足以让其他家的同学猛酸一阵子，60000个西农“929”优质品质馒头，上万个早密一号甜瓜，40000个西农小苹果(注:圣女果)，30000个西瓜，30000斤西农樱桃，30000斤西农培育的猕猴挑，还有30000份土豆烧牛肉，经常会让西安其他学校学生一秒柠檬精附体。南北校区食堂让同学一到饭点就为选择吃啥犯难。北校区的，西区的南京煎饼果子，东区调剂餐厅鸡丝凉面或是烤肉板…。西农的美食，一定是你离开时最怀念的地方之一。因为毕业后，再也吃不到十块钱岐山面一大碗，再也没有五块钱以下的肉夹馍;再也没有二十块钱就能撑飽一天的消费标准，这是多么实惠呀！这就是现代从西农毕业生离校时感言片段，对美食西农的真实写照。

二十二、西农的三次火灾

在上世纪60年代，西农（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内，曾经发生过三次火灾，都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而引的祸。事情的经过和造成的后果，简述于下。

第一次火灾是发生在1962年夏收季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在我国曾经发生过一次大饥荒，粮油以及副食品供应紧张。师生们因吃不饱饭，饿肚子出现浮肿而被迫停课，让学生在宿舍睡觉。学校为了度荒，将校内的原绿化草地和部分空闲地，改种粮食。夏收时将西大操场作为脱粒麦场，麦秸和未脱粒的麦子堆满一个大操场。不知是那位不慎将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丢进下麦秸堆里引起着火，而此时又突然起了西北凤，经风一吹火势迅猛，趆猛越大，并向学校的东南方向（即现在的校图书馆处冲去，当时图书馆尚未建，而是用竹子和席子临时塔建的体育简棚，迅猛的大火正冲到该棚上。由于当时杨凌没有消防车，救火全靠师生用脸盆，水桶端水、提水救火，效率低。待到火熄灭时，已经使未脱粒的小麦或己脱粒未入仓小麦烧掉大半，最可惜的是将多年集存的体育器材，烧了个净光。这次损失极大，教训深刻。

第二次火灾是水工厅，发生于1964年。也是因为一个木工在该厅制作试验模型时，不慎将将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丢在了饱花锯末堆里，顺手将其掃到屋角，就外出了。烟头慢慢的点燃了锯末。当他回来开门时，一阵风吹来，引起熊熊烈火，很快就冲到木结构的屋顶。当时仍是没有消防车，全靠师生用脸盒，水桶救火枪救。起时火势没有前次那么大，而且是局部。临时指挥者，为了防止火势顺屋顶漫延，让拆断尚未燃烧到屋顶一段截断火源，师生未理解指挥者意思，上屋顶后拼命的拆屋顶，本来可能只烧掉屋顶的三分之一，结果因不当拆掉了二分之一。这也是一次教训吧。看来救火知识要作到人人都懂，人人都知才是。另外杨凌应该建消防队，以防火灾发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三次是发生在1969年的秋季。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每到秋、夏两季收季节，都动员师生去农场劳动。农场有农一站，二站，三站。火灾是发生在农二站，也是因为未熄灭的烟头惹的祸。也不知道，是哪位随意丢掉了一个未熄灭的烟头到玉米秸秆里，慢慢自燃引起着火。警动了全校师生纷纷拿起脸盆，水桶等提水工具，从校本部急跑步奔向农二站扑救灭火。这次由于救火及时，加之玉米秸水分多、潮湿，不像麦秸那样干澡。所以很快就熄灭了，没有造成很大损失。到是让师生奔波劳累了。但是教训还是要注意的。人们消防意式淡薄，吸烟者不具小节，随意丢烟头，看似不大，但是往往会造成大事。切莫等闲似之。

二十三、1971年赴陕南教学点选址记

1971年文革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学校在文革前（即1965年前）招收的学生都陆续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或者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由于当时学校已经停止招生，便只留下了教职员工，每天除开批判会、开会学习外，其余时间就是去学校农场劳动，打井抗旱、拔草和参加夏收秋收。

此时中央决定开始恢复招生复学，招生方式进行改革，即由基层选拔推荐，报上级审批，不须经过考试即可入学，招生对象是工农兵，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工人子弟和解放军战士。。

这一年，陕西省各学校一批老干部获得了“解放”，省教育局将这些老干部（主要是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导）。重新调配派往省内各高校，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派到西农的有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刘敬修、西安外国语学院原党委书记董巩、还有原西藏民族学院领导唐化陶和我校的领导干部郭金元等。他们到校后，即开始着手筹备招生复学等事宜，当年秋季，学校应汉中地区专署革委会主任、军代表的邀请，请学校到汉中地区办西北农学院教学点，就近为当地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学校决定成立由校革委会副主任兼管教学的董巩和工宣队队长张德官（宝鸡申新棉纺织厂工人）带队组成一个考察小组，成员有主管后勤的刘培烈处长、学校农场的陈震中场长、教务处干事付维斌同志，我作为教师一员参与其中（因为陕南水力资源丰富，拟为培养水电站建设技术干部）。

我们考察小组组成后于国庆节前夕出发赴汉中。当时，阳安铁路（阳平关到安康）已建成通车，我们决定乘火车前往。在杨凌火车站乘坐开往成都的普通列车，于晚上九时左右上车，经宝鸡、凤县、略阳，于第二天早晨七点到达宁强县阳平关火车站，然后计划转乘阳平关开往汉中、安康方向的火车。但是，火车到达阳平关车站时，突然传来消息，因阳安线路上出现塌方，正在抢修，开往汉中方向的列车停运。去汉中方向的旅客如有急事，可到汽车站乘坐汽车。从火车下来的旅客约近五六百人便都拥到了汽车站，而汽车站只有几部汽车，要运送这么多乘客，非常困难，都只能等待。

我们在汽车站直从早晨七点等到下午两点，还没有来车，有些着急。无奈之下，只好向汽车调度室亮牌，说我们是西北农学院的，是应汉中地区领导之约，来汉中为地区办学培养技术干部，来前已经告知汉中地区领导，今日要到达，务必请照顾安排先行。汽车站领导听后很能理解，答应很快就有车到站，这是最后一趟车，一定安排我们先走。于是我们便给汉中地区专署打电话，说明了路上受阻的情况，现在按汽车站的安排晚上应该就能到达汉中。

领导得知情况后，电话里告诉我们，决定让地区派车来接我们，让我们等候。这边电话刚放下不久，汽车站方面传来消息说，汽车已调到，优先安排我们几位乘车。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究竟是乘汽车站的班车，还是等地区派来的车？大家经考虑后，认为还是等地区派来的车比较合适，于是就婉言谢绝了汽车站的盛情好意，就安心等待地区的来车吧。这时才有心情去饭店饱餐一顿。餐后左等右等，总不见车来，一直等到晚上九点，还是无影无踪。这距我们从杨凌火车站昨晚九点乘车已足足24个小时了，人实在困乏的不行。领队的领导董巩已经50多岁，大家商议要不就只好先找旅馆住下吧。

阳平关是宁强县的一个小镇，旅馆很少，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旅馆。是用剧院舞台搭建的临时旅馆，条件不管怎样，总算有个能躺下休息的地方。大约临近凌晨一点左右，突然有人来叫醒我们，说是汉中地区派的专车来接我们，我们便起床稍作整理上车前往，在路上接我们的司机说，出车来迟的原因是先派的车在路上出了毛病，老修理不好，又回去换的第二部车，所以来迟了。从阳平关到汉中又折腾了将近四个小时，大约早晨五点左右才到达汉中地区招待所住下。这距我们前天晚上九点左右从杨凌火车站乘坐火车起到现在整整花费了31个多小时，实在是艰难地让现代人无法想象。

到汉中后经和地区领导商谈，他们给提供了五个备选地方，分别在南郑县、城固县和汉中市，安排车辆派人陪同前往考察，先后共用了五天时间，看完了给提供的办学校址，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处不是交通不便，就是生活条件太差，没有居住的环境，还有一处，原来是传染病区旧址，根本不适合办学，所以这次选点没有成功。

虽说选址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收获还是很多的。一是深感人们对学习科学知识的迫切需求，特别是青少年，听说我们是选点办学的，他们都非常高兴，跟在我们身后问长问短，询问什么时候办都希望尽快办，尤其是一些文革前或文革中初高中毕业生的知青，要求最为急迫，多年学校停课，不招生，学习荒废了，十分惋惜。二是山区的交通条件太差，几乎乡乡都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稍微好些的，能有个架子人力车就很不错了。这趟我们去汉中出差，仅仅几百里路，就前后折腾30多个小时。这还都是平地的县城，山区交通条件可想而知。三是农村农民的生活太苦太穷，艰苦条件是我们一般城市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吃的是稀糊的饭，住的是茅草房，且无衣无被盖，有很多十多岁的青少年男女无衣穿，光身露体已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50年后的今天，农村已不是如此的艰苦，但是贫穷也还存在，仍旧围绕着千千万万的山区农村，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大扶贫力度，要在三年之内使全国农村脱贫，建设小康新农村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只有农村农民富了，全国才能富，国家才能富强。

二十四、西农的公墓

在西农老西墙外的南边，东卜村的东边在三级台原地的半坡上，建有一个西农公墓，它背有湋水前有渭河，高望可见太白积雪，夜静时可听到西农大楼的报时钟声，白日里能听到陇海铁路的火车鸣笛声，地面空旷辽阔。是故人安息的绝佳圣地，此地依照风水先生看天象是风水宝地，能永保主人(西农)，永远昌盛，兴旺发达。

这是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开始建校时建立的，它在事业单位的学校建立公墓少见，在全国我虽没有准确资料，但是我认为这是第一，是否还有第二、第三，我说不准。不管怎说，它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建校先辈们的高明卓趆远见，是传承我国文化传统，以仁为本，以考为先的先河，西农专校建于西北的穷乡僻野的陕西农村，要想能挽留住人才，在这里开花结果，必须有自已的绝招，那就是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后顾之虑，在他们有生之年，工作正旺胜时，应使他们工作顺心，心情舒畅愉快，生活美满幸福。病故能有个安息之地，这样才能使他们扎根在这个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为西北培养人才竭尽全力。

这个公基大约有30亩地左右，从建墓地(也就是从西北农专建校之时)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千位之多故人在此安息，有最早为建校出汗马功劳的无名英雄老前辈；有鞠躬尽瘁老院长王振华等西农的老领导；有为教书育人，耕耘一生老教授叶志刚、沙玉清、杨尔簧等多位科学家。还有很多在默默无闻，尽心尽力为教学服务的老职工及其家属们，他们虽有的是出生生长于江南水乡，松辽东北，华北及中原大地。但是他们更热爱黄土高原的这片黄土高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愿在此安息固守这片土地上，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他们可以时时看到杨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入夜后又能看到灯火辉煌杨凌夜班、夜景，在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西农大楼上的报时钟声。这是多么美好安祥之地呀!每到清明时节，故人的亲人们，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祭祀他们的亲人，追思亲人在世时的恩情，虽有些因为一些原因，后人已将其迁移回原籍，但是，他的心还永远在这个风水宝地里，不愿意离去。

但是，这么好的宝地，因为多年缺乏管理，和附近农民蚕食墓地周边地，杂草葱生，现在已变成为一个孤岛似的，没有通往墓地的正路可走，给去墓地祭祀者造成很大困难。幸好的是，现在已引起校级领导的注意，特意指示有关部门重视此事，并且作出决定，每逢清明节时，将在校区西南区西墙的建筑材料库房的西门开放，让扫墓者能在学校直接进入墓地。这仅仅是第一步，敬请领导要研究完善墓地的一套完整的方案。例如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在墓地植上松柏、种上草坪绿化，改善周边环境，使其能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绿色环保绝佳墓地。作为杨凌的一个有特别历史意义古迹永存于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后来者永远追思、缅怀、敬仰在九泉之下的先辈们。

二十五、在三号教学楼顶嘹望哨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末期的时候，在我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的大事件，因为是于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一件大事。又称“913”事件，据官方称：当晚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以及机组人员共九人，在山海关机场出逃，所乘飞机坠毁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草原，机组全部人员身亡。

事件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赶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并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飞机一律停飞。因为我校东边有一个教练机场，而我校三号教学楼又是杨凌、武功、周至等地的至高点，监视空中飞行是最佳选择，故上级决定在此设立监察点。通知我校安排人员，在楼顶实行昼夜值班监控。此任务分配到我系（水利系）教职工，任务在下达后，立即将全系教职工编组分配任务，轮流值班。每班两人，每班8小时，在三号楼楼顶（第七层）站岗放哨。因为此时已是初秋，夜里水气大，潮湿且己较寒冷。凡是亱里值班时，配备棉大衣以防寒隔潮。前后约30天左右，于10月中旬结束。

现在回忆这段往事，虽说己经过去近50年了，但是仍是记忆犹新，就像昨日发生的一样，当时上级只通知说是政治任务，同事们并不知是什么任务，时至今日才真像大白了，原来是这事。

二十六、陕西工业大学水利系与西北农学院合并始末

正当文革进行四年之后，全国高校已有四年没有招收学生。1970年中央作出于当年在部分高校（清华大学）试点招收工农兵学生（即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办法是：基层推荐，选拔录取，不需要经过考试。通过试点后，于1972年全国高校也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生。此时陕西省突然发出“关于陕西省高校的第一号文件”是：撤消陕西工业大学（简称陕工大）的决定。将该校的五个系（水利、动力、纺织. 化工、机械）拆分，分别合并到西安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五个院校，水利系合并到西北农学院，将陕工大的校址腾出，让给由北京迁陕西的北京机械学院。

陕工大水利系是一个资历悠久的老系，其办校历史可追溯到抗日战争的1937年，我国京津等华北地区沦陷后，京津地区的有关高校（北平大学、北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等迁到西安后，临时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迁往陕南，分别独立建校，国立西北工学院设在城固，设置有土木水利、矿业、机械等多个系科。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到咸阳。水利，土木独立建系，1956年水利系从西北工学院划出与该校的电力、纺织、等系和青岛工学院的水利、纺织等系及苏南工程专科学校的水利、土木工程系科，合并组建西安动力学院，水利系更名为“水力系”。1957年西安动力学院撤消，该系又与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合并到由上海西迁的交通大学，恢复水利系原名。1960年又从交通大学折出，组建陕西工业大学，至1972年已经因归属而易名四次。但是，其实力不减当年，尤其是1957年~1960年在交通大学期间，由于交大的大量资金投入和引进人才（含聘请苏联专家）其实力卓越。据史料记载，1958年时，在校生近1500名，教职工总数近300名，具有高级职称（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近20名，有研究生学历的也有10名以上。硬件方面，实验室有土力学、建筑材料、水工水力字、水能、农田水利及测量仪器室七个，其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当时的交通大学水利系，可以和清华大学、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利学院（武汉大学）等名校水利系并肩。1960年虽划归陕西省成立陕西工业大学，但仍受国家水利电力部支持，其实力仍在，不减当年。1972年陕工大撤消，水利系合并到西北农学院，实力更是有增无减。故根据国家水利水电建设，对水利水电技术人才的需要，从新调整组合，由原两校水利系的两个专业：水工建筑工程（简称“水工”），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农水”）的基础上，增加“水电站动力设备，简称”水动”共三个专业。1972年水工、农水招生（各60名），1973年水动专业招生（30名）三个专业每年合计招生150名。自陕工大水利系合并到西北农学院后，西农水利系无论是从学生人数和教工人数，都大大增加，实力强劲。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学生宿舍、教学用房、职工生活住房，不堪负担（合并到其他院校也是如此）。为此，陕西省政府又筹资500万元基建费补助五院校。西农获得100万元的基建费（按当年物价指数，经费已经是很高的）学校对此基建费经过谋划。在西农校本部建了教学楼（即现在的教学五号楼）一座，建教职工宿舍楼（即现在东南区1~3号楼）三座。另外由于原陕工大在西安的实验室无法搬迁，仍要保留。两系合并后，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农学院西安水利实验站，还有部分原陕工大教职工家属及实验站工作的教师、工人仍在西安，学生还要到西安上实验课等。故又在原陕工大校区的西墙外征地12亩，建了教学和学生宿舍综合楼一座，教职工宿舍楼一座和一个学生职工食堂。解决了在西安的的教职工住房和学生到西安上课的食宿问题。又经过争取，水利电力部又给西农水利系专配一辆十人座的面包车，大大方便师生来往杨凌西安为赶火车奔跛的困难。

回忆当年两系合并时，多数教师都是30多岁到50岁的中青年，年富力强。加之多年高校没有招生，没有学生，有力无处使。现在有了学生，终于有用武之地，所以干劲十足，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都一心扑到教学上和去实习工地指导生产。都尽心尽力勇于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两系合并从1972年到1980年间，总计为国家培养1000多名水利建设人才。在科研上也是硕果累累。据资料显示：在此期间共获得科技大奖18项（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6项，省级科学奖7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完成水利水电工程试验研究项目10余项，编写和主审教材16部、还有专著多本，发表科技论文数十篇，支援地方水利水电设计施工（商县二龙山水库，水电站及长安县正岔水库等）多处。总之，在这十年间为国家水利科教事业贡献了一个厚重的大礼，成绩斐然，值得称赞。

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踵而来的是，教师的年龄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老教授，来往西安~杨凌奔波已力不从心。困难越来越大。特别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后同年4月教育部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接着水利电力部又召开了水利、水电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各条战线生产建设蒸蒸而上，各部门都在争夺人才，此时水利部与电力部分家。而对于西农水利系两地办学处境，从前述，就当时的交通实际状况。两地办学困难甚多，对教学、科研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原陕工大水利系合并过来的老师，常期奔波两地，困难多多。分家已是不可避免。对此，为了更好的办好水利系，使同事们安心。1979年陕西省政府和农业部、水利部、电力部、机械工业部协商，将原陕工大水利系回迁西安，并入到陕西机械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原西北农学院水利系的教职工留下，继续办好农田水利专业。从1980年起西农水利系又面临兄弟分家的动荡重组的局面。受困最大的是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因为在合并后，西农水利系有两大问题没有处理好，而造成分家的困难。一是合并后，西农原有教师因种种原因，调出的最多，约有三分之一。他们都是30几岁的好年华，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失去这些宝贵人才。更难的是造成教师不配套。二是，实验室因长期不用老化，个别实验室被拆（水泵性能实验室，建材实验室等）。可以说困难重重。无论困难多大，都得迎难而上。经过镇痛重组之后。西农水利系又走向快车道。

现在分开的两兄弟系（均变为大学的二级学院，原陕工大水利系己改名西安理工大学水电学院，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己改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两系阵容不断壮大，以西北农林科大水建学院为例：现在已有农田水利工程、水资源规划与利用、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土木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及其自动化、城市规划等八个专业；设硕士学位8个专业授予权及工程硕士的授予权。博士学位有5个专业接予权，还有农业工程和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及成人教育等。总之，分家后的40年间，原西北农学院的水利系发展是触目惊人，累计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等）近2万余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家“”家“863”及“973”计划项目等课题230余项，各类工程科研项目800多项。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近40项，其中国家级二等以上奖2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二等奖9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5000余篇，其中被CSci、EI收录约1500余篇。

分家后的原陕西大水利系（现西安理工大学水电学院），基于其原来的基础和天时地理之优势，发展也非常勇猛。现在已是西北地区水利水电教学科研中心之一，并且进入到高校“双一流”系列，肩负重任。其教学科研及培养人才方面都作出极大贡献。

总之，现在两系虽己分家，但仍有如同好兄弟般的友情，相互协作，互相交流，都在同一条战线上，比翼双飞，共同为创建我国高等水利水电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新的辉煌努力奋斗吧。

二十七、商县二龙山水库与西农

二龙山水库，位于陕西省商州市市郊西北丹江上游。它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继陕西省宝鸡峡灌溉工程、眉县石头河水库、渭南地区交口、东雷抽水灌溉工程、汉中褒河水库灌溉发电工程和陕北无定河上的响水，绥德，青涧等三个水电站之后，在商洛地区修建的一项集防洪，发电，灌溉，城市供水及养殖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项目。它由钢筋混凝土重力坝，泄水排沙闸，底孔，电站引水隧洞，电站厂房以及灌溉供水引水涵管、养鱼池塘等建筑物组成。

该工程从始建到1973底基本完成，一直是我校的三结合教学基地之一。它从工程勘测、规划到设计施工，我校水利系教师均参与其中。水利系教师长期住在工地，他们参加水利枢纽规划，电站厂房及内部机电，涵洞涵管的设计与施工等技术支援，对当地水利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支持；对教学与生产实习联系，使理论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很好场所。由于教师长期吃住在工地，工作在工地，学生又不断来工地实习劳动。师生们不仅学到书本上学不到东西，也提高了生产实践能力和技能。由于和战斗在一线的当地技术干部、农民、工人在一起，也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

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生活还不够富余，建设的机械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时候，山区的技术干部不多，修建如此浩大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修高达几十米的大坝，硬是靠农民肩背人抬，把上百斤重的大石头抬到大坝之上，碎石料是靠人工打孔钻眼，将高山上的石头炸开打碎，再用人力架子车运送到几十米的大坝上，其劳动强度之大，是现时的眼光看，是无法想象的，只能从电视剧故事中看到。建设者都是当地农民，技术不高，就是靠力气。农民来工地是自带口粮，工地适当补贴，副食有限，不要说是肉见不到，就是蔬菜少得很。农民在工地吃的，用当地人们说的话“玉米糊汤”。但是，农民硬是在两年内将一座63.7米的高坝，装机3，750千瓦的电站及其附属建筑物修建完成，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是什么精神，是“愚公移山”精神，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们水利系师生从1971年起（原陕工大水利系教师己先期到工地）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50余位教师，近300名学生到工地参加现场设计、施工、实习、劳功。他们不仅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知识，更锻炼了人，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強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

二十八、水工厅的故事

西农唯一的一座大屋顶——水工试验大厅

在现在西北农林科大北校区的三号教学楼的西边，有一幢红柱、红瓦.青砖墙的古老的小巧玲珑大屋顶大厅，它就是原西农水利系的水工试验大厅。它建于1954年，是继武功试验所之后，在校本部专供水利系师生作水力学、水工教学试验及科研的又一实验基地。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进行旧城市的改造与建设。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教学与科研的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主张对建筑上，提倡要有民族形式的红柱、红瓦大屋顶的古代风格。从北京的西郊宾馆到四部(第一、第二机械部、重工业部、财政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筑群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的特色建筑，于是在全国各地也都照仿，西安紧随之后，像西安北门里陕西建筑设计院办公大楼，西安北大街电报大楼旁的人民剧院也都古色古香，很快“大屋顶”风行全国。适时1954年，我校建设水工试验室，我校张自恺先生（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是学建筑的）在校基建室兼任工程师承担此项工作，也跟风设计了这座精美、小巧美观大方的，具有古风古韵的大厅，在当时也算是西农校园的一景。但是后来不久梁思成先生，因为要保护北京的古貌原状，反对拆除北京古建筑而遭受批判。”大屋顶”也成为一条“罪状”被抹杀。从此“大屋顶”建筑就消声灭迹了。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并能看到这个大厅，实乃是难得一件好事，虽曾因人为发生过一次火灾，烧掉半个屋顶，而随后很快修复了原样，（关于火灾烧掉水工厅半个屋顶，在后我有一个故事，专写西农三次火灾时详细介绍）至今仍被保护的完整无缺，终给人们留下了历史记忆。这个大厅不仅外形鲜艳美观，而且其内部更是丰富多彩，但也是很曲折的。据筆者记忆，大致有三个阶段，有三~五代人都在这里作出了不少的贡献。第一阶段是老前辈呂桭洋教授和郭嗣显、王国骥、候文杰先生，应该称他们为水工厅的开创者。因为厅内的布局，管网系通、水槽、供水房等设计是在吕老先生的主持下，由郭、王两位先生完成，材料的选购及内部安装施工是由王国骥先生完成的。

该厅其内部布局非常协调实用，都是上述四位的杰作，其具体布局是，厅的最東边有两间房，一间是材料库及准备间，一间是办公室。大厅的东半是管网系统和两个玻璃水槽，作学生水力学管流阻力实验用，水槽作溢流试验与研究，厅的西半部主要用作水工模型试验。中部正南是大门，正靠北墙后面是水泵疠。

它从1954年建成后，原我校水利系1957、58、59级的学生水力学，水工模型试验率先使用，57级一些学生的华业论文试验也在这里完成。

第二阶段是1960至1972年，1957年因水利系合并走了，至1960年，几乎是闲置阶段，此时曾有人提出作他用，但遭到留在西农的原水利系教师反对而作罢。1960年西农水利恢复招生，二次创业的领导熊运章教授从苏联回国，即承接了此项大任，他临时以水工厅的一个小办公室开始创业，一方修复已停止三年不用的水工厅和力学实验室，为学生上课实验作事先准备，同时又把另一精力用于招揽人才（含原先水利系併走后留下部分骨干教师，分散在各系的，收笼在一起，组建两个教研究室），再就是筹措资金建设急须开设实验课的实验室，于是以水工厅为母体，派生出了土力学实验室（在现在西北农林大北校区图书馆的西南角）水泵拆装认识及性能测试实验室（在原老机器旁边），还有建材等实验室等，为了管理好这些实验室。于1961年，系上专派王庆玺老师主管以上实验室，在熊老师的领导下，经过王老师的精心管理，使学生到该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上课时，其应开的实验都可以按时开出，这是多么艰难的呀，要感谢熊老师，王老师。到后来文革开始，虽学生不上课不作实验了，但是也并没有闲置停用，约曾作过新材料制水轮机的小型水电站室试验（杨松甫、付作仁研制），农一站污水灌溉水质分折研究（杨松甫、林性粹主持）和其他等等，这都是暂短的，作为教学试验，只有1965届，66届和68届学生使用过。不过因为水工厅的特殊性和它的庄重艳丽，美观大方，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西农的一支花。所以，常作为上级领导和外宾的必去参观和指导工作之处。上级领导例如：1957年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在看过水工厅和原水利系的老师座谈后，对决定将西农水利系合并到交通大学，感到惋惜，但是巳经决定，无法变改，故西农水利系只能服从决定迁走。197l年年底陕西省革委会领导肖纯来西农参观水工厅后，坚定了陕工大水利系合并到西农的决定。另外在上世纪60年代还接待了朝鲜艺术代表团和日本代表团，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之，这一阶段也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回忆的。但是，这段时间因为文化大革和与陕工大水利系合并，有些实验课在西安实验站进行。从上世纪的1966年到1980年这期间，是闲置的多使用的少。多年不用，长年失修，设备陈旧老化。直到1980年，西农和原陕工大两水利系分家后，又迫使西农水利系再一次开始创业。故将1981年起至今作为第三阶段，这阶段开始时困难重重。但是，它又是最丰富多彩的一个阶段，成果最多，成效最大。分家后从1981开始招本科生，1983年招收硕士生，1986年招收博士生。为了给学生们创造研究课题条件，特别为研究生提供撰写论文的实验基地，作为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朱风书教授，在他親自主持下，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首先抽出农水专业留校毕业生魏进才到水工厅工作，修复己多年不用而失修的各个管系统。对设备老化的绣蚀严重的管道，进行更换。由于教学科研急需，又对动力间顶层水箱扩容和加高加固。还对实验室进行局部改造。又围绕水工厅周边修建了临时的泥沙大厅，水泵拆装、认识实验及水泵性能实验室，室外水工试验场，土埧臂裂沥青灌浆实验室等，并领导各位老师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用自己的课题经费添加设备和改造实验室，以课题带动培养研究生。虽说设备简陋，但是它总难不倒有心人。就是利用上述简易实验室，在这个水工厅及衍生的上述实验室培养出百多名硕士生、十多名博士研究生。成果显著，多数研究生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少成绩。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又利用这些简陋的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其成果斐然。例如：被列为国际的抛物线形量水槽的研究（朱风书教授主持，研究生王智参加）；由朱风书领衔主编国标《灌溉渠系量水规范》；陕西省地方标准《U型渠道量水槽》的前期基础科学试验;此外还利用在临时修建的水泵性能实验室，杨松甫、冯家涛、胡彦华三位教授，承接了佛平县机械厂微型水轮机性能试验研究及与西乡县科委共同研究开发的水泵反转作水轮机的试验研究。吕宏兴教授是从泥沙厅作硕士研究生到在水工厅作博士研究，毕业后又留校，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吕宏兴教授一直在该水工厅从事教学和科研，他一方主讲水力学、流体力学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同时又承担诸多的科研课题，有水力学流体力学和渠道节水灌溉新技术及水工、水力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任务。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灌溉渠系水量和流量计祘机辅助人工调控技术研究、国家“863”项目现代灌溉系统水量监控与调配技术及新产品（子课题）；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渠道输水系统防渗抗冻胀新材料.新设备与水量监控产品研制与产业开发”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的研究工作，成果丰富。此外还利用水工大厅，进行援外的水工模型试验。冯世良教授受河南省水勘院委托，承担了尼泊尔薄壳弯急流分水试验研究的模型试验。

所有以上其成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在水工厅完成的各种项目中，有吕宏兴教授主持的“甘肃省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总干渠输水建筑物水力糙率”科学研究获甘肃省2009年科技二等奖；朱风书教授主持的“U型渠道量水成套技术与标准化研究”获得2OO6年大禹水科学技术三等奖；王正中教授主持的“攻克教学难点，构建力学结构系统系列课题教学模型，提高整体教学质量获得1999年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还获得国授权实间新型专利3项，发明专利一项等。

总结归纳以上阶段，这第三阶段是最丰盛多彩的，不仅成果最多，而且效果最大，成绩最好的“三最”。这既是逼出来的，而更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遇，如果没有西农水利系的第二次分家，就不可能启用水工厅，更不可能其周围衍生出那样多的临时性的的大大小小实验室。它或是永远默默无闻的存在下去，或是因为影响学校的整体规划被拆除的危运。现在它是不会再被拆除了，到是应该保护这个为水利系立下汗马功劳，美丽精巧的水工大厅。筆者建议，除拆除临时修建那些实验室（现在己经拆除），还要将在它西边的保卫处平顶房拆除，另找地方。对该厅周围环境绿化，在厅的周围种上常青树。正门前设置花坛，长桌、座椅将其变成一个精巧美观大方的小广场，供师生们在做完实验后休息。

三十、“三起两落”的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历史变迁往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简称西北农林科大水建学院）组建单位前身包括原西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简称西农水建学院）及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其中，西农水建学院是最悠久的系科之一。早在1932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之前，我国近代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为在陕西省修建水利灌溉工程，造福三秦父老，培养水利建设技术人才，就借用西安省立西安高中，创办了水利专修班。1933年水利专修班转入正在筹备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并于当年春季开始招收本科生。1938年国立西北农专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原西北农专农业水利组改称农业水利系。1941年秋，又成立了农业水利研究生部，开始招收研究生，在中国水利教育科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研究生部先后培养研究生22名，包括李翰如、余恒睦、贾毓敏、孙庚昌、熊运章、郭嗣显著名学者。1994年西北农大水利系更名为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西北农林科大水建学院从1932年水利专修班开始算起，已经走过了87个春秋。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并且在不断前进中壮大。但是，也曾遭遇不少的曲折。现就我记忆中的西北农林科大水建学院的“三起三落”，作为对母校与水建学院的一份的奉献。

第一次起落（1945—1957年）

1945年以前，水利系一直是上升之势，而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57年的鸣放反右，水利系历经了第一次起落。

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 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全国人们举国欢庆，煎熬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当时家在南方的水利系多位教授，由于打败了日本鬼子可以回南方老家了，所以陆续离开西农回到南方高校任教。包括著名水利泥沙专家时任西农水利系主任沙玉清教授以及徐百川教授、余家洵教授、余立基教授、孟照礼教授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科教人才更是流动频繁。后任西农水利系主任，兼任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赋都教授，于1950年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注1）当部长，水利系教授董杰调至西北工学院。至此，西农水利系教师调走的调走，辞职的辞职，几乎所剩无几，导致1950年初出现了无法正常开课的局面。当时，时任西北工学院院长（注2）田鸿宾教授（水工专家，曾在西农水利系兼课），在西安地区三院校（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的一次校院长联席会议上，提出由于西农水利系教师短缺，无法开课，建议和西北工学院水利系合并。此次代表西北农学院参加会议的是刚到任不久，第二次回西农任代院长的辛树帜先生。他听了田鸿宾的讲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注3），而且也很不以为然。所以，会后他没有回学校，而是直接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找到了已担任水利部部长的李赋都先生。见面后，辛树帜院长开门见山地说：西农水利系，是你叔父李仪祉先生亲手创办，已近20个年头。现在西北工学院想合并西农水利系，这万万不行。水利系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失掉，更何况我们是农业立国，农业离不开水利。目前西农水利系是有些困难。所以，我来找你。虽然你已离开水利系，但是，你还必须帮助克服困难，支持西农水利系发展，以渡过难关。为此，向你提出两点要求，请你务必应承。一是将武功水工试验室（注5）由咱们共同合办，加大资金投入（资金由你部出）。要将其办大、办好。有了试验基地，对教师搞科研或学生实习、实验都有好处，既有吸引力，又有了牢靠的根基，谁都拿不走，水利系就能在西农扎根了。第二是协助招聘人才。目前西农水利系教师流失很多，应付教学已甚感困难，请帮助。李赋都部长听后表态说：关于合办武功水工试验室，没有问题。部里可以投入资金，你回校后，派人来部里签协议。招聘教师一事，我有两个人选，可供你参考。如果认为合适，我可以从中协助。一位是土木结构专家魏泽教授。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先在山西省从事铁路、公路、桥梁等工程建设，后在重庆一所大学教书。现被中央水利部聘用，正在赴京途中，因转车暂住我部招待所。如果你认为他可以去西农水利系任教，要聘用。我去疏通中央水利部，让其留下到贵校去。另有一位是贵校水利系首届毕业生吕振洋先生。此人毕业后长期在四川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他是西安市人，现正回来探亲。曾表示愿意回陕、为三秦父老服务。如果先生认可的话，我可以给他传话。一向以“人才立校”为本的辛树帜院长听了李部长介绍，当即表示非常欢迎两位专家到西农水利系任教，回校后即商得学校人事部门，向以上两位先生发聘请书。在西安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学校后，通过别人介绍，辛树帜院长得知，已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的结构力学专家，蒋咏秋先生正准备回国时，立即发函联系，聘请他担任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接着，又聘请了也在美国留学的黄震中先生（在校任教较短）和曾在西农水利系教书，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南京水工试验所工作的俞世煜教授及辛树帜院长的同仁、数学教授管竹先生。至此，水利系已是人才济济。1955年，又聘回原水利系系主任沙玉清教授。同时，又从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西北工学院、中山大学、中南建筑工程学院等院校引进了近4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使水利系实力如虎添翼。在师资力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学校又将熊运章、朱风书、刘祖典、张彦法等4位老师被派去苏联留学。到1956年秋季时，水利系已有正、副教授11名，工作10年以上的讲师8名，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11名（以上含物理、数学教师），形成老、中、青结合，配套齐全的专业梯队。当时，水利系共设有8个教研室，五个实验室、模型室和一个测量仪器室，并在校本部新建了水工试验大厅，学生600余名，稳居西北农学院各系之首。

原在渭惠渠旁边的武功水工试验室，自从与西北水利部合办后，不断加大投资，使试验场所和设备得到极大改善。1953年各大行政区的撤消后，中央水利部和陕西省水利厅继续投资，水工试验室规模不断扩大。经上级部门批准，1954年正式挂牌成立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逐年增加，科研实力已有很大提升。除供水利系教师科研试验和学生实验实习外，还承担了众多水利学科研究项目和大型水工模型试验，约1000多项和500多项国家和省部下达的专题研究项目，其成果均居国内外先进水平。例如：沙玉清教授研究的“泥沙运动基本规律及水流挟沙能力公式”，就是依托该试验室完成的，此项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在接受省内外和国家级水工模型试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8年受中央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委托进行的大比例尺“三门峡水库野外模型试验”，这是一个内容庞大的协作项目。国内共有北京水科院、黄委会水科所、西北水科所、西安交通大学等6个单位参加，它是中苏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第22项内容之一，共设有三个大比例尺的模型进行对比试验。负责技术指导的就是西农水利系教授兼西北水科所所长沙玉清和清华大学教授钱宁。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而被迫中止。但为以后开展大比例尺模型试验的探索积累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低谷到1956年，六年时间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西农水利系又起飞了，此时西农水利系不仅是西北农学院的第一大系，而且在全国农业水利系科中，仅次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业水利系，位居第二位，这些都应得益于院长辛树帜、副院长康迪对水利系的重视和上级的支持，以及水利系领导和教职工的共同拼搏努力的结果。

第二次起落（1957—1972年）

1956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年，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西安。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1956年国务院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西迁西安。同时，新组建了西安动力学院和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同年，西安地区原有院校也都扩大招生，增设专业系科。以西北农学院为例，这年招生翻了一番，达1000余名，仅水利系一次招了8个班240名学生，学院还恢复了农业机械系，一次招收新生180名。由于教室不够用，学校就采取两部制。一部分学生在教室上课，另一部分则在学生宿舍上自习。吃饭也要分两部进行。过猛、过快的招生规模与当时经济形势发展很不适应。加之从上海、南京的师生到陕生活遇到一些困难。于是借1957年鸣放之机，不少师生闹着要回迁。在此情况下，中央高教部派专人，由副部长带队，来对西安新建高校和原有高校进行调整归并。决定将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和新组建的西安动力学院一起并入西迁的交通大学。这个决定很仓促，对后来发展也欠稳妥，尤其是脱离了西农水利系发展实际。此决定之后，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西农视察，与西农水利系教师座谈时，认为农业水利系并到工科大学并不适宜，决定欠妥。但既然已经决定，只有暂时合并。此时，有卓越远见的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只能采取保根的办法，以备之后东山再起，恢复农业水利系。所以，在与交通大学校长谈判时，强调西北农学院有工科类的农机系，因此要保留物理、数学、力学、制图等学科教师；农学类专业开设有农田水利、测量等课程，也要留下少数骨干教师，而且要配套。谈判的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所有教师全部留下，制图除教机械制图教师外，留下一位教画法几何的数师，农田水利留下沙玉清教授、熊运章讲师及三名助教，测量则除留一位老教师外，又留下了三位刚毕业工作一年的年轻助教（同济、青岛工学院测量系毕业的），虽年轻但都是科班出身，有发展后劲。另外，专为农机系留下一位教水力学与水力机械课的年轻助教。这既保留了水利系复办的根，同时，也保证为其他系科开课应有的骨干教师。因为有了根，随时都为复办水利系打下了基础。故于1960年水利系开始恢复招生，当年只招收一个班30名学生；同时又因农业电子专业班因为不够成熟，招入的学生也转入农业水利专业，总共60名学生。学生少，专业课教师尚不配套，所有基础课教师均都在农机系，农水专业暂时编制在农机系。学生入学初期，在未开专业课之前，系领导熊运章先生在校领导支持下，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是派杨松甫、朱文荣、何运林、于志秋4位骨干教师到外校进修提高；二是通过调换招聘了迟耀瑜、张炳勋、贺缠许、吴炳、沙际德5位骨干教师。此后，又连续三年接受了来自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地质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来充实教师队伍。到1963年，水利系科所有应开设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按时开出。与其他兄弟院校同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该届毕业生工作能力和水平可谓不差上下。同时又恢复了水工、水力、力学实验室，新建了水力机械、土工、建材三个实验室。随着我国水土保持事业发展，1965年由水利专业牵头，抽调林业、地质、植物等教师成立了水土保持教研室。1967年，水利专业从农机系划出，独立建系，至此水利专业有三个教研室，教职工人数30余人，再加上力学、结构、测量课教师近40名，学生共5届200名，可谓初具规模，开始有向前发展之势。

水利系正要第二次起飞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止招生，在校学生停课闹革命。学生的主要精力是进行揭批反、资、修和大串联。直到1968年，1963年以前入学的学生已陆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校学生只剩下1964、1965年入校的学生，面临毕业的他们迫切需要学习业务知识，于是自动组织起来，找老师要求学习。因专业和系上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不能理事，当学生代表找到我时，我非常理解并支持他们。于是帮助制定了教育计划，但在协助选用学习教材时遇到了困难，学校图书馆因“文革”已关闭，我带领学生到西安钟楼新华书店和书库辗转奔波，也没有找到教材。只好发动任课教师，各自编写讲义。由学生刻写印刷，共编印了12本讲义，覆盖了水利专业应开设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找地方上课又成为棘手问题，此时，眉县水电局请求水利系教师支援石头河水库规划设计。经过新成立的系领导报学校批准，全系教师带领1964、1965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在眉县借住省林业学校开展教学。同时教师协助县水电局开展石头河水库规划设计。学生们除上课外，还跟着老师进行野外勘测工作。从1969年8月到1970年春，半年时间里，学生不仅较系统学习了水利学科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还掌握了水利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方面的实践知识。这批学生后来在各自岗位上都事业有成，作出了成绩。如西北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李靖教授（留美博士），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理、高宜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生朝。其他绝大数学生不是在大学当了教授，就是在地（市）水利水电部门当上了高级工程师。

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6年之后，大多数高校恢复招生。此时，陕西省政府决定撤并1960年成立的陕西工业大学，将该校水利系合并到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当年开始招生，招收水工建筑、农田水利两专业各60名学生。至此，无论是教职工还是学生人数，水利系都为西北农学院之冠，在西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龙头地位，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几名。1973年，水利系又增设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并开始招生。该专业虽为新建，但师资力量也排在全国第四位，仅次于清华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华东水院（现河海大学）之后。这个时期，全系教学、科研基地遍及陕北、陕南和关中及四川、甘肃、宁夏各省（区）。1977年，随着全国高考招生制度恢复，水利系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机遇。到1980年共获奖11项（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5项），主（参）编教材16部，在全国同类院校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得到国家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此年西农水利系第二次起飞达到了顶峰。

第三次起落（1979-1999年）

1979年，水利电力部分设为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后，中央三部（农业部、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及陕西省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将陕西工业大学原水利系教职工及水工、水动、农水三个专业的学生全部迁回西安，合并到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农学院保留水利系，设农田水利工程专业。1972年合并时原西农水利系教职工留在西农，从1981年开始招收新生，此协议对西农水利系很不利，受伤很重，再一次面临兄弟分家动荡的重组压力。原因之一，是教师队伍不够配套，个别课程缺少领军人物，因为自1972年两系合并后西农原水利系教师，因两地分居困难，调离开了不少教师，据统计近30%，且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年骨干；其次是西农水利系原有实验室因常年不用，陈旧老化，个别实验室（如水力实验室被拆除）;其三，教师队伍因对此决定意见很大，思想不稳定，于是西农水利系再次陷入低谷。自此危难时期，学校为改变此局面，新派了总支书记组成了新的党总支委员会（书记李栓柱、委员朱凤书、杨松甫），任命朱凤书先生为副系主任，他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在系党总支领导和配合下，团结系上其他同志，优先解决家庭困难和夫妻两地长期分居的教师家属，同时抓紧机会引进人才。先后引进陕西省水利厅科教处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郭嗣显（郭先生是水利专家，也是西农水利系的老人，他1957年随西农水利系合并到西安交通大学和陕西工业大学，一直从事“水工”教学工作，同时又承担过不少水工建筑设计勘测规划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生产实践经验，正因为此，水利厅于1972年特意将他从教学岗位调到省水利厅，他曾担任水利厅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处长等职）；引调的第二位是甘肃省武威地区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王鸣周先生（研究生学历，在基层工作近20年，具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后又从新疆、甘肃和陕西省调进了几位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再之后又从国内名校接受了10多名应届水利学科专业毕业生。还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贷款，派出四名（杨松甫、何运林、李佩成、李良晨）中青年骨干教师，去美国、俄罗斯作访问学者，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又派出两位年轻助教（把多铎、王志浓）去意大利进修，还派出多名年轻教师去西安外院攻读外语，准备送出国外留学。例如我校前常务副校长李靖教授就是西农水利系派出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不负重托，学成立即回国报效国家教育事业，他是最典型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回校承担教学科研的典型代表之一（除本科生教学工作外，还承担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时，发挥水土工程具有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博士生导师熊运章和硕士生导师朱风书先后招收数名博、硕士研究生，用自我培养办法培养研究生作为后备力量。其次在恢复实验室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上，开始又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在水利系分家时，水利部曾承诺前面几年，每年给西农水利系10万元，支持实验室建设。但仅只拔付过一次。以后因拨款渠道问题就再不给拨款了，没有办法，只有自力更生。此时，担任甘肃省永登县水电局局长的农水专业毕业生，向任课老师沙际德求助，提出为该县培训一批技术干部。得知之一消息，时任水利系系主任郭嗣显、朱风书和总支书记李拴柱大力支持，派杨松甫、沙际德、王鸣周赴甘肃省武威、张掖和永登调研、商洽。最后商定为永登县办一期两年制水利专修班，1983年暑假后开学。1983起，先后为甘肃省兰州市，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等水电局和陕西省渭南地区东雷抽黄工程管局、武功县等单位培训了约160余名水利专修科学生。此后，受陕西省水利厅、灌溉管理单位以中央水利部委托，举办了多期 “水库管理”““”灌溉节水”等短期培训班。既为生产单位解决了技术干部短缺问题，也为水利系增加了近200余万元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和学校投入，新建了水利泥沙大厅，水力机械实验室，充实了建材、土工实验室，改造和修复了水工、水力学、力学、地下水等实验室及室外露天实验场等，同时还改善了教职工生活，稳定了教职工队伍。1985年西农归属农业部的七所重点院校之一，西农水利系也随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有农田水利工程本科专业，至1999年水建学院陆续增设开办了四个本科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能源与动力工程等）；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已有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水利水电工程（即农田水利工程）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增加到七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已达39名之多。

进入大发展时期（从1999年秋季起）

1999年，又一次大发展的机遇降临了。西北农业大学与西北林学院等杨陵地区七家教学科研单位共同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校入选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水利系也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1999年，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与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合并，组建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其教学科研经费大大增加，教学科研实力也同样大大增强。特别是后续的各位院级领导（蔡焕杰、马孝义、张爱军、胡笑涛、李筱英）他们不负众望，在前任各位院级领导开创的大好局面基础上，和在新的大好形势下带领全院教职工，大胆创新，努力奋斗，终于使学院发展到最新台阶的大发展时期，截至目前学院已发展到教职工207人，其中教授及研究员33人，副教授及副研究员76人；博士生导师30人，硕士生导师77人。设有农业水土工程和水利工程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与博士后流动站，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全日制专业学位工程硕士授权点；设有农业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水利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水利水电工程是陕西省重点学科。80多年来，学院先后培养造就了万余名科技专业技术人才，包括著名力学家王光远院士、水资源专家李佩成院士、农业水土工程专家康绍忠院士。

坚信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必将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以更加辉煌的成绩建设成为以农业水科学与水土工程学科为特色的一流学院。

注释：

（1）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将全国分为六大部区，即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设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首府设在西安。

（2）田鸿宾：水工专家教授，解放后任西北工学院院长。

（3）1951年从学校放寒假起，至1952年4月，在全国各高等学院，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任西北农学院代院长辛树帜先生，首先带头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作“自我思想检查”。上述内容是辛树帜院长作“自我思想检查”时发言内容之一。

（4）李赋都：水利专家教授，曾任西北农学院水利系系主任，并兼任过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院长）后被调任西北水利部部长，是我国近代水利大师李仅让先生的侄儿。

（5）武功水工试验室，是1940年利用渭惠渠跌水落差，建立起的水工模型试验室。1954年经批准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1999年与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等杨陵地区七个教学科研单合并，组建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西农大原水利系（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成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水利部水科所仍保留。

本文主要参政文献：

（1）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1984~199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2）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94~199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院史》李靖，马孝义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4）西农抗战记忆；闰祖书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沙玉清文集；沙际德、蒋允静主编，西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1997年

（6）李仪祉先生纪念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编辑；西北农专印刷厂印刷；西北农专农业水利组发刊。

后记：

本文是作者从学生时代开始起，在耳闻目睹中得知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系（现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前前后后几十年的变迁往事，主要是根据自己记忆事实所撰写的拙文，虽也参考了一些文献，但仍可能有失实与不当之处。故只作为读者了解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历史变迁的参考不为正史。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思想感悟：

30年后2003年，笔者再造访二龙山水库，回忆当年在此参加电站现场设计的情境时，心涌澎湃，感慨万千。当年的荒山秃岭，野猪、野兽出没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自从水库建成之后，它不仅在防洪、发电、灌溉城市供水、养殖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当时建设者的初衷），而且变成了“商州”古城的亮点，观光、旅游的胜地。丹江的“溪岸挑花”己被列入“商州”古城的八大景之一。水库两岸的悬岸峭壁，状如刀切，峰峦哨峙，怪石嶙峋，林木葱郁，溪流潺潺，鸟语花香，湖中游人乘船穿梭，水绕山转，迂回弯曲，好像两条巨龙盘座。观天枕地，这就曰：“二龙山”。它已变成了秦岭的一棵明珠，镶嵌在丹江河岸边上；电站轰隆声，发出强大的电流送往商州市区，送往祖国各地，商州城再也不会因缺电，而到了晚上变成黑城。实在太美了，美的是人陶醉，久久不愿离去。再见了二龙山。